60年的历史长河，有风雨，也有暖阳；60年的岁月如歌，有光荣，也有梦想……醉回顾与共和国一起走过的峥嵘岁月，那段长期尘封在父辈心底的往事又随风雨涌上心头。那岁月，给我们的父辈留下了伤痕；那岁月，给我们的父辈留下了难以割舍的友谊；那岁月，更为我们的父辈铸造了做人的根基。这也许是我们的父辈魂牵梦绕那段岁月的秘密。
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份的政治运动，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当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红卫兵运动已到了失控的形势，毛泽东决定给红卫兵运动刹车。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全国城市居民家庭几乎家家都有“知青”上山下乡。送儿下乡，送女务农就是当时最重要的政治运动。
知青上山下乡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去生产建设兵团，这种在生活上有基本的保障而且人数较为集中。另一种是直接下到农村。经小组形式散在农村。我的父亲邓永生是属于后一种。当时他在永兴一中读书。我父亲被从学校直接地就拉到了农村。所有的年轻人就像包好的饺子被一下子倾倒在了煮开的大锅里，从此在开水里面翻滚。
我父亲下放的地方是永兴、资兴两县交界的山区－－－－－大布江乡。那儿原本是一个富饶的山区，种植经济作物棉花、芝麻、花生等。在文革中被要求“农业学大寨”，不准种经济作物，只能种水稻。山区水冷根本长不出像样的稻子，农民收入由文革前1元5毛的工分值降到9分，由一个年终分红后，村民们可以到永兴开心买东西的山村变成分红后要“奉旨讨饭”（批准才能出去）的穷地方，我父亲就是在那民不聊生的时候下到那里的。在农村生活上的不习惯自不待讲，一切要从头来过。从挑水、烧柴、种菜煮饭。从打赤脚开始到插秧、割谷、砍柴一应农活都要学习。我父亲从县城一下子去到那样的地方过着那样的生活，后来连基本的生活都没有保障，饿肚子干超强的重活。知青们过着前途无望的日子，根本不是用“艰苦”二字能概括得了的。
在农村还有别样的苦，没有文化生活。枯燥、单调的生活让人度日如年。年轻人在一起不准恋爱。我父亲一个小组12个人，男女各半，加上大队的就更多了。在我父亲整个大队知青中，当然有谈恋爱的，其中有一个女生怀孕肚子痛一直到从田里被我们送进公社卫生院生下了孩子，我父亲才知道。大队干部气急让她检讨，好在山区民风淳朴大娘大婶送吃的送小孩衣物。
有一段时间公社安排我父亲几个知识青年到公社整党工作队帮助文字工作。我父亲和高中的一个女生驻在较头大队二队，也是在社员家吃派饭。有一天转到一个社员家，一进门黑黢黢的房间，黑黢黢的墙壁，眼睛好一会才适应，门口边有一个火塘，几个树兜子或明或暗地冒着青烟，几个小板凳，一个小方桌，除此再无任何家具。靠后窗有一张床，床上铺着秸竿和麦草，一床被子千疮百孔，分不清里子面子棉絮，不知道这被子在深山的寒夜中还经不经得住一家人的撕扯。一切黑洞洞，了无生活的气息。
　“同志，坐”，从火塘边发出的一个声音使我父亲从家陡四壁一贫如洗的赤贫的惊秫中回过神来。不一会女人端出两碗糊放在黑呼呼的小方桌上，掺了野菜的包谷糊稀得照得见人影，我父亲干了半天活，肚子早已咕咕叫，也顾不得许多，低头喝了一口糊。这时直觉有人在注视着我父亲，我父亲抬起眼皮从碗边向前瞄去，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小方桌的那边支着几个小脑袋，蓬乱的头发，脏兮兮的脸，衣服也是黑黑的，一切黑洞洞竟使我父亲没注意到火塘边还有几个孩子。
孩子们面前没有碗，没有糊，仅有的一碗糊在我父亲嘴边，几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父亲和碗。短暂的对视，我父亲看到那眼睛里写满了饥饿，乞求，渴望……我父亲的心猛然抽紧，被眼前的一幕挤压得喘不过气来，心理的重压盖过了漉漉的肠鸣，再也喝不下第二口，我父亲默默地离开了。
知青们在将近十年的时间将自己的汗水，将自己的青春甚至是生命留在那块陌生的土地上，最后当我父亲他们离去时只能无比遗憾地问：“何事同来不同归”，让他们的坟留在那里“无处话凄凉”！
知青上山下乡历时十年。所谓的知青不过是一群中学生而已，他们慌废学业虛掷青春，吃尽苦头。到1978年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共有1600多万人上山下乡，这是整整一代人。这批人后来陆续的回到了城市，开始了各种生涯。少数人通过自身的发奋，闯出了一条血路成为了社会精英，那又怎样，“英年早逝”成了许多知青人最终的光环。大多数回城知青过着艰难的生活，只能用“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承认自己是被牺牲了的一代吧。
　失去的年华不再回来，走过的青春也不会再有。可是因为我们父辈的经历，我们父辈曾经接受了磨难，所以我们父辈更加懂得生命的意义，更加珍惜幸福，更加懂得爱，也更加宽容。
　难忘的年代，难忘的岁月，会成为我们父辈记忆中永远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