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机关的每一天，我都被忙忙忽忽的大小事情充实着，虽说这样有一点的疲劳，总算是还过得去。但在人去院空的节假日，做完了所有业务之后，就有一种“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感觉，无聊和空虚折磨着我脆弱的心灵。时常就以“闭门思过”来打发剩余的那些时间。

1999—2000。1999年一中高中毕业，因为成绩太差就早早收敛了上大学的念头，在战胜了纷繁复杂的内心斗争之后，死心塌地地准备另寻生路。毕竟让父母多年的期望成为水中月。但在那段日子，和父母语言交流出现了中断，我没有办法和勇气进行沟通，也再没有了选择生活的打算。直到学校开学的那几天，我发现父亲几乎每天早出晚归，特别是在看到他拖着疲惫的身子步入家门的时候，就有一种无言的酸痛。我知道父亲是在为我补习的事情奔波。
家族的竞争压力没有给我们一丝喘息的机会。我表兄弟共7个，我排行老六。老大年方50，农民，时代的命运没有给他靠知识生活的机会，唯一能够靠得住的还是他那双布满老茧的双手；老二同样是农民，没有文化，但他有一个天生经商的智力，能看见手边的大板，没几年他依靠个人的资本积累办了私人地毯厂，买了私家车；老五2002年甘农大本科毕业，分配到县靳寺职中任教。他们三个都是我大爸的儿子，算是有了一个文化人，大爸心理的快乐总乐在心里，挂在嘴边。老三、老四，加上一个姐姐，都是二爸的孩子。二爸高小毕业，在生产队当过会计，后来到村小学任教，也许是受环境的影响，他的子女们学习都特别优秀，每人弄了一晚饭吃，老三89年兰州商学院本科毕业分配到县财政局工作，老四中专毕业分配到乡政府工作，现在还弄了个宣传部的副部长，姐姐天水卫校毕业后在城川医院上班。老七是四爸家的，时代的变迁使他不得不继续为生活而汲取知识的营养。她的姐姐，也就是我妹妹，2003年甘政法毕业，2005年参加了县上的人事分配考试找到了一份乡镇工作。
面对这样的家族压力，父亲愿意忍受痛苦的煎熬吗？不会的。所以，他会为我争取可能争取到的机会，让我能够和兄弟姐妹们一样，吃上一碗公家饭。那年我就进入了补习的行列。事实上，学校是进了，但我学习的积极性却没有了。课堂上、夜梦中，感动我的是父母苍老而又憔悴的面容，而不是那些枯燥无味的教科书。下年的高考中，我还是没有多大起色。
和头一年一样，我似乎被遗忘在大学录取的角落。考完试我没有回家，也没有参加同学聚会，真有点消魂落魄的感觉，不知道下一步路到底该怎样走。那年我租住在一家私人户，房东老两口对我特别好，我很感激他们，经常帮助他们干点体力活，或许是有了这样的人情世故，唯独我的房租他们从来没有要过，还照顾我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我现在反常的生活状态使他们放心不下。安慰和开导几乎是他们每天要对我上的一堂课。
房东有个儿子，也是大学毕业，那时赶潮流下海，一下就下了个支离破碎，最后还是叶落归根。就在我彷徨的那段时间，他搞起了家庭洗衣粉加工，“吸纳”我为正式员工，负责销售。那是什么产品啊，那是赝品、是假冒、是伪劣，但那却是他自己的事业。也许，在我无助的时候，这算是一份最好的工作了。做销售要会开车，我不会。就连人家提供给的三轮摩托我也不会开。现在想来，当初不知那的胆，就冠冕堂皇地开上路去了乡下。终究还是没有逃脱，在车子严重超载和无照驾驶的情况下，到底出事了。我的脚后跟被摩托顶杆戳了个窟窿，带出了一连串的肉丝，血糊了整个裤腿。我瘫倒了，脑海里一片空白，没有机会来求救，只有两个字回绕在耳边：完了。那是个炎热的夏天，一股血腥味迷漫在我周围，久久没有散去。在同伙的帮助下，我挣扎到了县医院，正直中午时分，大夫极不情愿地对伤口进行了简单的缝合，算是解决了一起交通事故。泪，就像那宿舍楼暖气管里的水不停打转。我从来没有将这些告诉过家人，不愿意让更多的人为我担心。事故发生后，我还是住在房东家，当时吓得他们一家人目瞪口呆，谁也没有多说话。或许，他们早已预料到了会发生这样的事。之后的11天时间里，我的吃喝全由房东婶子包办。第11天的晚上，我向房东去道别，准备天亮离开，和同学去寻找属于我的那条人生之路。他们很惊讶，死活不让我走，说线还没有拆，怕我的伤口感染，那是发了脾气的。我害怕极了，我不能老赖在人家。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我乘他们还在熟睡，蹑手蹑脚地裹着简单的行李出了门。正为逃亡的胜利暗自庆幸，发现房东婶子站在大门口看着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只是僵持了片刻后我回头就走。
那时和同学一起去了兰州他姐夫那里。同学姐夫在外靠送啤酒维持生计，也不是为了生活，而是在逃避计划生育对他们的惩罚。如果不是向父母讨要路途盘缠，我还是不会回家的。我惧怕了村里人那一双双带刺的眼睛。父亲好象默许了我们的决定，东拼西凑了300块钱给了我。就在那时，我发现父亲那双全是老茧的手，笨拙而又瘦小，和他的脸一样，就像自己经营大半辈子连续大旱三年的贫瘠土地，充满了裂口。这是我的父亲？这是生活？我们没有告别，就踏上了过往的班车。一坐上车，劳累、饥饿、困乏一齐向我拥来，很快我就在一路的颠簸中睡着了。俗话说“祸不单行”。在中途会宁站停车后，我发现自己剩余的280元钱不见了，看到马甲被划了几道口子，我便明白了其中所发生的一切。朋友也没有说什么，他知道，这时说什么都无济于事。只是坚持要到点再想办法。下午4点多，我们找到了同学姐夫，见面后从他们迟疑的眼神中我发现他们很不欢迎我，尤其是我带伤的脚。为了不牵扯人家，我提议和同学同租一辆三轮车，自己也搞啤酒运送。开始几天还算可以，越到后来就越不行了。生意抢手、气温升高、伤口感染、吃不上饭，我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了。不几天，同学姐夫收回了提供给我们的住房，生活几乎步入了绝境。但是我们谁也没有回家的想法。没有住宿，就在街道路边打地铺；没有生意，就多拉快跑；没有伙食，就用凉水加馒头。终于，我的脚因为感染不能再动了，我的心理开始奔溃了。同学一个人早出晚归。回想起天不亮排队装货，中午凉水和馒头，直到午夜才能吃一碗牛肉面的痛苦生活，就告诉同学我必须要回家。也是第11天，我又回到了那个可怕的故乡。到静宁后，我没有回家，去了房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