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那天，我回了趟老家，因为要赶着上祖坟烧一年一度的清明纸。以往的年头都是父亲上坟烧纸，这差事我向来没有关心过；只是从去年入冬以来，父亲的哮喘病持续发作直到现在都没有痊愈，我心里惴惴然，只怕迟早的那个好歹会一旦降到父亲的头上。记得父亲那会儿对我说：“这回病定是个关口，怕是捱不过了，记住到了清明那天回来上上坟。”我谨记着父亲的这个嘱托，翻着日历数到了清明节。吃过早饭，我带着头天打叠好的纸马香烛和水果点心等等供品匆匆赶到了家。父亲见了很高兴的样子，他颤颤微微地又叮嘱道：“别忘了给你二大爷也烧烧，带把铁锨给他的坟头封点儿土。”我晓得历年的清明父亲都不曾忘记给二大爷的坟头祭奠封土，可见他与二大爷的情分是很深挚的。于是二大爷的影象一幕幕电影似的因今天这个特殊的机缘连同过去的时光，在我的脑海里映现得格外清晰。
二大爷是我的本家远门，一个普通的光棍汉子，排行老二，只比我父亲早一天出生，所以我称呼他二大爷。掐指算来，他去世已经十二年了。他的名字叫王未时，但这个标准的名讳知道的人几乎没有，人们很省事地叫他二未，并且要在这个名字前面缀上一个“傻”字叫傻二未。若说傻二未，三乡五里谁不知道他？无论人前背后，对他傻二未的称呼，好象没大没小都可以无所顾忌地响亮叫，习惯成自然，他不多理会其中的贬意，也乐得大家伙儿这样叫，好象他压根儿就姓傻，可见他的傻非同寻常。于我来说，正是缘起于这个“傻”字，才对二大爷生发着一种无法言表的怀念，多年来就想写点儿关于他的趣事逸闻，都由于无法把握他的傻是如何的铁骨铭髓镂刻了一个草芥般的灵魂，只在心头保留着对他一种崇高的景仰。随着我的年龄阅历的增长，在中年的波流中再三捞滤才品味到二大爷的傻，傻得应该、傻得自然、并且傻得可爱！
打我记事起，二大爷就是这个样子：矮小的身材很清瘦，留着一边短发一边长发的分头，黑黑的头发总是梳理得整齐而光亮，显得额头宽而大；瘪瘪的腮窝衬得两颧也突出。走路时一直是细碎的步子就像赶要紧事，说话嗓门奇大有点儿结巴，一把旱烟袋挽着一个烟布袋挂在脖子上。他天生好给人抬杠，特别是在饭场上，抬起杠来，脖子上那怒张的颈动脉像两条吐着信子的蛇，人们都让他三分。他好认死理直来直去口没遮拦，娘欧奶奶敢骂个够，天王老子也不怕，在生产队谁敢招惹小队长？可他不怕。若是有人夸奖]]待他好，求他帮个忙，他二话不说满口应承。有时候遇着好心的婆娘可怜他光棍一条少缝穿，偶尔给他一双布鞋或者一件旧褂子，他就觉得受宠若惊，那恩情比天还大。母亲不止一次念叨过，记住你二大爷，他是咱的救命恩人，也是下半道街的救命恩人啊。六三年发大水，二大爷心焦得睡不着觉，月黑夜在街里漫转悠，是他第一个发现了洪水暴涨，爬到高梁台上拼命吆喝河沟两岸的人快逃命。那时我父亲在外乡当医生，不在家，情急中的二大爷踢开了我的院门，将梦中的母亲吵醒，一个胳肢窝挟着我的二姐，一只手拉着我的大姐逃到了村外的寺院里。就在河沟两岸的人家都脱离险境不到半个时辰，沿河边的房屋顿时遭遇了灭顶之灾，多后怕啊！父亲当然念念不忘二大爷这段救命的恩情，逢着他找父亲看病，父亲都是坚执不丢他的钱，于是二大爷就过意不去，不知如何报答。那时在生产队时期，我们姐弟们尚年幼，遇到队里分粮食挑挑扛扛的活儿都是二大爷二话不说抢着帮母亲的忙，我知道这是二大爷念着我父亲待他也不薄。由于那次洪水二大爷有功于村里的父老乡亲，当时的公社领导，在村里专门开了群众大会，表彰了他，发给他一张抗洪模范社员的奖状。那段时间，二大爷别提有多精神，不停地哼着小曲儿走在大街小巷，但人们仍旧叫他傻二未。回想起来，这是二大爷一生中最光彩最值得人们称道的唯一一次荣耀。但二大爷也有败兴的时候，并且随着一场戏剧般的败兴事，差一点儿搭上了性命。那是文化大革命最热烈的时期，在修水库工地上，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愿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吃饭场子上，他当戏言给林副主席下过一条谶语：林彪，林彪，怀里揣着三把刀。于是有人告了他的状，立马被指挥部定为反革命对象，胆敢污蔑我们的副统帅，真是罪该万死！在一次批斗会上被打断了三根肋骨。有了这次教训，二大爷不象原先那般穷高兴了，又在人前多了一把冒傻的笑柄。
二大爷参加过解放战争，在战场上负过伤，好赖也算个残废军人。他的右肩膀上有一块被炮弹皮子撕开的伤痕。小时侯，我们一群小孩子在街中心的老槐树下，每到黄昏老缠着二大爷讲当年的战斗故事，记得他说过，他所属的部队是三八五旅十三团，解放西藏的时候这支部队还到过西藏呢，可惜那时候他已经因伤复员了。我们听他绘声绘色地讲战斗，讲了一个又一个，讲了一回又一回，总也听不厌，别提有多兴高采烈！因那时太小，少不更事，竟然窥不见二大爷一点儿傻的影子。等到后来长大了，多了心眼，的确又觉得他是傻，傻得老让人笑话。
比方说，村里有人丢了钥匙、锄头或者鸡、猫之类的东西，都会找二大爷上屋顶上给广播广播。类似的事二大爷一视同仁，来者不拒。说着话就腾地一跃早上了屋顶，双手围成一个话筒，扯开亮堂的嗓门抑扬顿挫广播得声震林巅，但从来广播不要报酬；若有外边做买卖的来到村里，也是找二大爷广播，因为比高音喇叭听得更真切更悦耳，也不收广播费，只要给一盒香烟就乐意了，且无论什么牌子好赖都行。还有，那年月人都穷，有的人家积攒了鸡蛋舍不得吃，想变卖几个钱；还有的自个种的韭菜吃不完怕撂坏了，也来找二大爷给张罗着卖，于是二大爷就提着鸡蛋或者韭菜串街吆喝着卖，不消多大工夫，二大爷将卖得的钱一五一十地交给卖家。碰上开眼的人家，也许管顿饭吃，而大多的时候是义务劳动。
在生产队那阵子，由于二大爷的“傻”，被大队支部委派到林业队专门看护林木和秋天、五月的庄稼。想起来那时候发生在我家一件极其不愉快的事情，竟是因二大爷的不通人情一手造成，因此我也深深地恨过他。是一个星期天的中午，我二姐与一个同学到地里剜猪草偷了队里的核桃，在过路口二大爷搜索篮子的时候被发现了。如果二大爷当时稍走点儿私放过就得了，可二大爷偏不，他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就将二姐和那个同学的篮子没收了缴到了大队。总共一百八十颗核桃，每个按一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