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我辍学后，就在高邑县西大营村参加农村工作。田间劳动和工作之暇，就是读书。没有书，就用生活中节约下来的钱到县城新华书店去买。要是贵的买不起，就到县文化馆图书室去借。时间长了，就成了新华书店和文化馆的常客，和书店里的营业员、图书馆里的管理员都成了朋友。不记是1961年还是1962年，某天，又到书店去看书，营业员拿出一本《毛泽东选集》让我看，问我：“要吗？”我问：“多少钱？”他笑着说：“才来的，不卖，如果想要，到县委宣传部开信去。”我一听，就赶紧到县委会去。刚走到县委大院，正好碰见县委书记孙吉全，吃完饭，拿着碗筷走到院里。我拦住他，说明想买毛选的事，他就唤出一个叫宋梧荫的青年干事，让他陪我到书店去买一套《毛泽东选集》。
把书拿到家里，我就如饥似渴的读了起来。那时高邑县还没用电，白天抽时间读，晚上点着煤油灯，趴在枕头上读。遇到注释的地方，让见《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就再到文化馆去借。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把《毛泽东选集》一——四卷，通读了一边。并将其中我感兴趣的文章，如《矛盾论》、《实践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对自由主义》、《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反复读了几遍。记得‘文革’初期，让学‘老三篇’，一次，公社主任梁振杰对我说，有人能背过‘老三篇’，你能吗？”我说：“这有何难，我能背过《矛盾论》！”他不信，让我背，只背了一段，他说太长，就不让背了。其实，真让背，我也未必背过，只不过说明熟读罢了。
我并不要求把某篇背过，只是要求从中汲取思想营养，牢记重点词句而已。为人民服务。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共产党员最讲认真等话，至今不忘。我出身农家，就是家庭成分再好，也是小资产阶级。真对毛泽东批评小资产阶级各种缺点的论著，深刻省视自己身上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认真改造自己。1962年春，在公社读到刊载雷锋日记的报纸，结合自己学习毛泽东选集的心得，写了首西江月，今天拿出来，也可见当时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一斑：“日伪汉奸肆虐，豪强寇盗交侵。当年事业不堪闻，尽是阶级苦恨！已树雄心壮志，更读四卷毛文。脱胎换骨眼光新，誓继雷锋奋进！”认识到，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穷则思变等等思想观点的引导，冷静思索、观察社会。认为社会主义是让人富裕而不是让人贫穷，让人幸福而不是让人受罪的。1964年，西大营村经济彻底破产，集体，农户靠银行贷款度日。社员们吃不饱，牲口饿得卧下起不来，大车，耧、犁、没杆，把我饿得回白楼老家就食。1965年春，新任的老支书李孟秋来找我，让我回去。他说：“我和大队长孙保东都老了，我是严重的气管炎病，保东又是心脏病，自顾不暇，怎么工作！你回去吧，由你全面主持工作，我俩只挂名，有事和我俩说一声就行！”我回去后，动员社员们拆掉棉衣棉被卖套子，然后买萝卜条、薯干吃。并答应他们，秋后必还。高邑县委常委孙公然又赠我一本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他的支持下，我采用包产到人的劳动管理办法，只用一年时间，让高邑县西大营村变富，全面解决牲口饲料，社员口粮，生产工具的问题，欠银行数万元的贷款全部还清。冬天，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县长刘景瑞在会上说：“春天，遇集日我从政府出来，看到街道两旁卖破烂的都是西大营的，我心酸地直落泪，没想到，只用了一年的时间，他们从地狱升到了天堂！”在周围他村还没吃饱饭的时候，西大营村已经整年吃白面了。1968年我因病回到柏乡县故里白楼村。白楼村是全地区有名的‘老大难’，全村800户人家，几乎连树都没有，当时流传有“光棍扛锄（杜鹃），不去白楼，到了白楼没有树！”1972年，柏乡县委常委、政治部主任黄德盈带工作组进村，和我座谈，接受我的建议，改选了党支部和大小队领导班子，到1974年，白楼村已是河北省有名富村。我也进入学校工作，一边改建新校，一边整顿教师队伍，并增加高中班。从1976年恢复高考开始，到1991年我被调到龙华中学止，十几年中，通过高考、中考，向国家输送大学、中专人才近百名，一改文革十年，白楼村无大学生的窘况，受到领导、群众好评。
毛泽东的著作，不仅给了我思想指导，也充实了我的革命激情。我不仅做好我活动所及范围内的本职工作，就是在我活动以外，凡是能让我言行所及的地方，我一律为当地领导出谋划策，让群众致富。
1970年，为了躲避河北省清河县工宣队之害，遁迹赵县洨河北边的董新庄。那个村，是1963年发大水后，建的新村。全村清一色姓董，支书叫董仓子，40来岁的一个人。董新庄30户人家，除了董仓子家有街门洞外，每家都是用黄泥垛得膝盖高的矮墙，上边插着枣圪针，用木棍钉个栅栏，也别上圪针，就算是门了。我从这家出来，再回去，往往走错门。一天早晨，我和仓子沿洨河边散步，我指着长满蒿草的河边地问：“这是耕地呢还是荒地？”他说：“是荒地。”我说：“这么多的荒地，收入又不归国家，为何不充分利用，栽上树呢？”他说：“每年春天栽上，到了秋天，社员们搂草，把小树扑拉倒，又弄走了。”我说：“你们赵县善于栽培梨树，你把它栽上梨树，然后按人头分给社员们。你们村清一色姓董，本是一大家子，谁还会去损坏!”仓子说：“那大队还有什么便宜呢？”我笑了，反问他：“你们起五更，乱黄昏，想方设法提高工分分值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使社员们早日富起来！”“那不得了。不管想什么办法，只要不违背国家政策，群众富了就好。每人几棵梨树，数年后不就富了吗？如果大队想得点好处，和社员们三七开或四六开不就行了。”董书记连声称是。
1986年，我再度到其村时，当年的朋友请我饮酒。酒席间，一个满头白发的老汉进来，问我认识他否，我摇头说不认识。他说，我是仓子。我请他落座吃酒，他连连应承。其间，问他有什么事，还当不当支书。他说，老了，早不干了，推给年轻人了。今天，我是受全村人嘱托，和你谈谈，请你留下来住一个月。我村总共30户人家，每家管一天饭。“我村现在每人平均4棵梨树，每棵梨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