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汉字如一片博大精深、丰富多彩、深不可测、浩瀚无垠的大海，不说庞大而纷杂的词汇世界，单就其微妙的字义变化可以使一个字时而褒义，时而贬义，时而中性。甚至一个汉字可以使这个汉民族为之疯狂成百上千年，为了这个字好多人可以穷其一生的精力，竭尽全力的为之奋斗、为之拼搏、为之付出，直至寿终正寝也不能脱开这个汉字对其生命的纠结。这个字已经深深地透入国人的每一寸肌肤，渗入每一滴血液，钻入每一节骨髓，直教一个民族为之倾倒，为之疯狂，为之欲罢不能，为之精疲力竭，为之情何以堪。这个神奇的具有无边魔力的让一代代人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的汉字就是“考”。
一个“考”字使多少身具慧质的聪颖之躯舍本逐末的丢弃了适合自身发展的长处而去考场追逐一个因“考”而来的虚无招牌。自隋以来，历代君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便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来选拔和任用官员，这种以“试策”取士的人才选拔方式便奠定了隋朝之后一千五百多年来的人才选拔模式。一种事物的存在必然有其生长的土壤和生存的环境，国人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学而优则仕”思想，为这种科举及变态科举的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提供了一方滋生蚊蝇的泥淖。加之国人在长达几千年吏治惯性的养成教育中对权力的奴性臣服，使得权力在人们思维深处形成了一种固化的权威和无疑的臣服，高高在上的权力特权使得那些权力掌握者可以与众不同，可以为所欲为，可以呼风唤雨，可以高人一头。
基于“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自然法则，国人便对权力的崇尚和追求成了一种人人向往的理想境界。乃至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划时代杰出贡献的蒲松龄七十一岁时才成岁贡生，最具讽刺意义的现实主义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淋漓尽致的刻画了一个因“考”而疯的科举制度下的牺牲品。由此可见这个“考”字在国人眼中所占据的不同寻常的位置，国人崇尚权力的意识已基本涵盖了人生的全部内容，以“考”攫取权力已成寻常百姓小鲤鱼跳龙门的不二捷径，这种对“考”趋之若鹜的追逐和崇尚，说白了便是人们对于权力的孜孜以求。
人之一生说来不易。尤其是现代社会，随着争相优秀的激烈竞争，生命一开始便跌入一个你追我赶的白热化竞争环境。乃至接受教育的年龄便被一次次的提前，七岁入学变成了六岁，学前教育由四岁变成了三岁，甚至两岁，甚至受精卵时便开始了所谓的胎教，教育的触角在无限向前延伸，大有精卵还没见面时就开始教育的趋势。有了教育便有了考试，有了考试便有了高下之分，为了超越同类，一脸稚气的孩童为了不打瞌睡而染上了一副茶瘾，趔趄学步的幼儿为了攻读而戴上了高度近视眼镜，开始背上书包的一霎那，便一定背负了一生的“考试”。
接下来便是无穷无尽的“考”，周考、月考、期考纷至沓来，老师们为了拿到以教学成绩为基准的绩效工资而早不见鸡、晚不见狗的穷追猛打，家长的脸色成了学生成绩的晴雨表，老师的教学成绩成了学校领导加官晋级的不二资本。再后来便是小考、中考、高考，当一个生命活到高三，大大小小的考试多达两百余次。两百多次考试也基本就考麻木了本来就不太灵敏的神经，乃至那些出入于高等学府的生命常常表露出一脸的漠然和失神，这些生命除了被动接受考试之外，他们的情感乃至思维乃至意识已然成了一尊千古不朽的木乃伊。
大学毕业便进入一个更为残酷的考试环境，应聘考试、职称考试、普法考试、继续教育考试等等各类考试便会从各种角度、各种领域、各种方式对生命进行长期不懈的考试摧残。一个有职业的人如果不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左知政治、右知经济的文武全才，那么对不起，你的职称、待遇、提拔将会成为一个无限远的宇宙距离。只有老老实实地直面考试，力争取得高分值，那样在别人眼里才能成为一个不打折扣的“人才”。这个“考”字，已经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也贯穿了这个国土上活着的每个人的生命历程，要想在事业上有所建树，要想拿到那份微薄的薪金，要想让生命得以延续，答案也就只有一个字：“考”！乃至考了一辈子，考到寿终正寝时也会得到一个“先考”的称呼，“考”几乎成了“人”的代名词。
考试考失了人的个性，考丢了人的欢乐，也考掉了做人的乐趣。一个“考”字成了万众枷锁，把一个理应活蹦乱跳的民族考成了死气沉沉、疲于奔命的种群。人之一生，唯有快乐和自由才是让人愉悦的东西，而考试带给人的是无尽的焦虑、烦恼和疲惫，人们仅有的一点活力被无穷无尽的考试榨干了赖以活泼的水分，风干鱼一般活着的考试优秀者给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带来的并不可能是积极的东西。并且这种考，考掉的并不单单是人的快乐，可能那些可供推动社会发展的发明和创造也会因为为了应付考试而被挤占了赖以研究的时间而流产。考试，已经成了一种制约发展的最大弊端，也成了人们活下去的最大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