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的官吏大体分为两类:做事情的与弄权术的。这是两种典型特征,具体有只做事不弄权的,只弄权不做事的,做事多弄权少的,弄权多做事少的,也有既能做事又会弄权的。
按道理,官员要经过群众推选和组织考察,确定其在某方面有领导才干,赋予一定权力,本职是掌管某方面事务,以更好地为公众谋利。弄权术只是某些官员的个别特征,本是贬义词,但在民间却有成为中性词的倾向。比如,在酒桌上听谁说“某某会当官”,大概没有人会认为是说此领导工作能力强,其掌管的事业绩效突出,而会理解其深谙官场之道,仕途通达,精于权术。言说者语意非贬非褒,甚至流露些佩服的神色。在民间意识形态里,“弄权术”似乎与“做事情”一样,成了官员的一个属性。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前体制中或者少还有“人治”残留。一个理想的法治社会,只有做事的官员,而不会有“弄权术”一说。古今中外,但凡干实事的官员多了,必然政治清明,社会进步,国富民安,而弄权术的多了,必有腐败盛行之虞。但凡弄权术者,必热衷于非法行使公权满足一己之私欲,位愈高权越重,其僭越法治的能量必越大,为满足私利而损害公利的后果也更严重。
但在一个以法治为信念却尚未完全走出“人治”残留的时代,具有理想人格的,既做事情又弄权术的为官者,对社会而言,能比法治层面上只做事情的官员发挥更好的作用。其前提是,社会未完全进入法治时代,官员具有理想人格和道德信念,“弄权术”是为“做事情”服务。因为在“人治”残留的现实中,只做事情而不弄权的官员往往可能“功未成而身先死”,官位不保,或不能升上去,其作用就很有限。
此类人物是时势造就的“英雄”,古今中外都涌现了不少,他们往往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中流砥柱。但其中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功成身退,还权于民的,像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那样;一类是居功自傲,不能坚守理想信念,由改革派变作保守派,推行“人治”的。
当前的时代,迫切需要前一类兼具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人格的为官从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