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相比较存在着千差万别，这种差别的存在，就会使人们面对同一事物产生不同的看法。如果人们不同的看法相互交流、交锋，就会产生争执，争执的升级就成了争端。这种争执、争端随时随地都在产生。从小一点的事说，俩口子对下顿做什么饭吃，会有不同的主张。从大一点事来说，国家之间的争执就是国际政治问题，为此各国都专门成立了外交部来解决争执、争端问题。因此，争执现象是一种社会常态，无处不在。那么我们如何来应对争执呢？我个人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要以理服人，不能意气用事。俗话说：钟不敲不响，理不辩不明。你要说服别人改变主意，接受你的看法意见。你就得把你的意见论证的翔实准确，针对对方具体情况，采用艺术的手法，有的放矢，向对方阐述说明你的主张看法。而且要根据谈话的进程，随时随地调正谈话的思路，采用灵活变通的方式来说服对方，正面说不同，那就旁敲侧击，侧面也说不通，那就迂回深入，套用乐观人士的话说，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千万不能意气用事，把话谈崩，把事做绝，不为今后留下回旋余地。周恩来总理就是谈话、谈判的高手，他能驾御错综复杂的局面，把众说纷纭的争执引导到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赢得所有人的尊重，包括敌对阵营里的人。周总理逝世后，联合国降半旗致哀，国际、国内社会各方人士都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就连当时敌对阵营在台湾的国民党也以友好的言词报道了周恩来的逝世。只有以理服人的人，才是解决问题争端的高手，才是办事高效率的干才，才是能有所作为的能人。
二耐心等待，不断启发对方觉悟。能言善辩的人是说服别人的高手，然而事物的复杂并不能全靠说服来解决。人们认识事物有一个过程，真理一开始往往在少数人手中，多数人理解接受不了，你只能耐心地不断做宣传说服工作，争取期待多数人的觉悟，当事物逐渐明朗化，众人才信服你的道理，接受你的主张。毛泽东当年领导创建了革命红色根据地，结果领导权被从苏联回来的王明等人排挤剥夺，在王明错误路线的指导下，红军仗越打损失越大，根据地越来越小，最后被迫走上长征的路。大家可以想像毛泽东当时的心情，他眼看着数十万红军将士的鲜血不断地白流，革命成果不断地葬送，可王明等人还自诩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坚持错误路线，那是多么痛苦的事啊？毛泽东拍案而起，怒斥王明等人吗？从有关革命回忆录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没有那样做。他还是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撤了领导职务我服从，不闹情绪，不躺倒不干，组织上分配什么工作就认认真真做什么工作。同时不断与张闻天等人谈话，耐心地做说服争取党内同志的工作，终于争取到党内多数人的支持，在遵义会议上走上党中央领导岗位，从而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如果毛泽东当年自认真理在自己手中，不管不顾地大闹特闹，不光于事无补，很可能连自己的脑袋都会丢掉，何谈今后的胜利。
三在争论中不断完善自己的意见。真理的掌握，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认识过程，并不是天才脑瓜里自发产生的产物。谁都不能说自己的看法、想法就一定正确，而且是一成不变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也不全是他们个人的东西，而是集中了全党全国人民革命实践经验与智慧。因此，高明的人在与别人争执辩论中十分主意吸收对方的长处优点，不断充实完善自己的主张意见。只有这样，自己的主张意见才会完善正确，才会有可行性。
四寻求共识点，做出必要的妥协让步。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绝对真理，真理只是相对的，而且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今天是正确的东西，明天就有可能过时。真理有度的约束，列宁曾说过，超越真理一步，就会变成谬误。通过谈话说服别人，谈判取得结果，就是在寻求各方的共识点，各自作出必要的妥协让步，达成共识的过程，不能固执己见。世界上的人不管意见如何相左，争执如何激烈，即使是国家之间刀兵相见的战争局面，一般来说都能找到双方可以接受的共识点，通过谈话、谈判来解决问题。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多年，有过战火横飞的年代，但也有过二次并肩战斗对敌的经历，如今又是第三次握手言和。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带领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参加大型国际会议——万隆会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十分仇视新中国，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甚至不与周总理握手，那是多么险恶的环境呀，可周总理就显示出大智大勇，在会议上提出了解决国际问题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大家所接收。并成为了一项国际准则。国家大事尚且如此，就别说人与人、人与团体、团体之间的相互之间的争执啦，一般来说任何争执都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共同点。谈话、谈判的要害所在就是寻找双方、各方接受的共同点，只有找到共同点，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世界上的事情绝大多数是可以通过谈话、谈判来解决争执的。但这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有些事情要靠权威部门的裁决、判决来解决，如民事、刑事官司。极其严重的国际冲突要靠战争来解决。极为严重的社会危机要以革命的手段来解决。但解决各项争执的最好、最有效、最少后遗症、最常见的方式，还是以通过谈话、谈判的手段来协商解决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