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信义兄弟孙水临孙冬临的故事，出现的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就是良心。
什么是良心，打开百度，各种版本的，中西思想家们会做出各种高深的令人有点脑袋大的解释，在这里我不想引用任何思想家的解释，我只想引用一下在我脚下被称为文安洼的神奇的土地上默默无闻生活了一辈子的我的尊敬的先祖们，是怎样用自己的行动，用一生的时间去诠释良心的，我姑且称之为文安版的良心，它很土，很散不成系统，都不能称之为理论、概念，但是它却时时刻刻温暖着我的心，激励着、鞭策着、提醒着我，怎样做才配称得上一个堂堂正正的文安人！
我老祖生活在清末民初，那个年头兵荒马乱，再加上连年的水灾，我老祖一说就是碌碡三十年不翻身，什么意思，三十年大水退不下去，三十年颗粒不收！人们都说淹了文安洼十年不回家，三十年啊，那时候又不跟现在似的，来不来就分家，三十几口的一大家子，又颗粒不收。我老祖一次在半路上拾了一大袋子大洋钱，这一大袋子大洋钱，对于这个三十几口的一大家子意味着什么？可以买多少粮食，那可以救命呀！但是我老祖愣是在拾钱的地方蹲了半年，才把这袋子洋钱还给河间一个做买卖的小伙计。
我老祖认这么个理，文安洼再穷，饿不死人，咱没这袋子大洋钱，咱可以打点地梨，扯把野菜，穷过窄过地，也不至于出人命。但是丢这袋子大洋钱的人可就不一样了，一个小庄稼主，拿什么还人家这袋子大洋钱呀，还不把这家人逼得家败人亡呀，弄不好还得搭上亲戚六界的。我老祖不懂什么高深的理论，一辈子不识一个大字，不会说什么慷慨激昂的大漂亮话，甚至都没听说过良心这个词，他本身的行动不就是对良心的最好的诠释吗？这才是咱地地到到的文安人呀！
还有我在自传三中提到的，我们村的甚至都不跟我是一个姓的二叔。妈妈抱着我冒着雨，深一脚浅一脚地去给我看病，路过赵么桥，那时的赵么桥可不是今天的赵么桥，洋灰石头子，宽宽敞敞的，是用几根破木头搭起来的破桥，下着雨呀，娘俩差点掉了河里喂王八！在赵么大场边的一个小坯房里，俺妈就有点想不开了，就想上吊一死了之，是我的哭声给了妈妈活下去的勇气。
妈妈是把我抱到刘么诊所了，但是看病让什么看，让嘴唇粘呀，没钱呀。我们村有一个在刘么商场上班的二叔，那时候谁家也别说谁家，谁家也比谁家强不了哪去。我这个二叔虽然和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扭头就从商场里拿出钱来把我的命救了。他不救我，村里没有一个人说个不字，村里每年死小孩子多了，看得都眼硬了。但是我这个二叔说他一辈子心里安静不了，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大侄子在他眼皮子底下死去，他看不见没说的，他当时想得就是救孩子命，没考虑任何后果。这笔钱呀，我们家里里拉拉还了十二年，直到一九八二年我上初中，才算把人家这个窟窿给堵上。但是我二叔也因为挪用公款被开回了家。后来我爸爸不好意思地跟他提起这件事，我二叔大嘴一咧，笑着说：“那＊＊＊＊＊班，我早就看不上，一年挣不了几大毛，我就是拉大扒也挣那两子！”
话是那么说呀，我们村和我二叔一块出去的，都先后做了这么个局长那么个公社书记的，他们的孩子们也都跟着混出去了，家来家去都是小车坐着，走到哪都前呼后拥的，我二叔也算我们村最早的高小毕业的，也是我们村最有文化的，然而孩子们一个也没混出去，老人一直住着那几间小坯房，直到前几年才翻盖！
然而老人一辈子心安，走到哪儿腰板总是最直的，说起话总是最洪亮的。我们村的老人都有一个好习惯，大年初一早早地就在自家的当地上铺好麻袋片儿小褥子什么的，然后自己端端正正地坐在炕头上，我们一进去，嘴里喊着：“大爷给你磕头了，大奶奶给你磕头了。”“唉，磕吧，磕吧。”老人张着没牙的嘴乐着，老人的子女们也不拦，随后不好意思地递上烟：“都忙忙火火一年了，非要磕这个头，再说你们也不小了，都快五十了，来，来，抽烟，抽烟。”我们磕这个头心安，老人受我们这个头也心安，你就应该和分地给我磕这个头！
现在这个社会，“心安”这两字不知道异化为嘛玩意儿了，我就说两句，该给人家长得工资给人长不上去，赶歇你们不指着工资，你们不知道工资该长不长是啥滋味，你们还好意思地、心安理得地咧开腮帮子吃那个大虾呀，你们不怕那个大虾卡你们的嗓子眼儿呀？！你欠人家那么多钱不还，还心安理地买个大宝马开开，穷洋气什么呀，你就不知道你头上三尺有神灵吗？
不说了，说多了更得罪人了。最后我想用我给我儿子写得一首诗作为我今天的结束语：
少小离家赴校门，
未学作文先做人。
提笔犹似闻母训，
掩卷怕见母费神。
十年寒窗铁砚穿，
一朝成名振家门。
不求闻达不图贵，
只求心安面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