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在木板上的名字未必不朽，刻在石头上的名字也未必流芳百世；您的名字刻在我们心灵上，这才真正永存。
有人把教书育人比作太阳底下最神圣的职业，我为一生中有过这样的经历而欣慰。
余家祠堂的后怕
这是1968年深秋。文革的硝烟还在弥漫，冬的初寒带着刺骨的朔风早逼。在一幢几乎废弃且被人遗忘的如同野山寺庙的祠堂内，公社办起了一所农业中学，刚二十出头的我被聘为这所学校的教师。说是一所中学，实际上只有两名教师和十几个学生，我任语文课和政治课，还有一位从外公社调来的姓向的老师任数学课和农技知识课。刚走出中学校门就登上中学的讲台，现在无论我怎样在记忆的百宝箱里搜索，也查寻不到当时从事教学的情形，其窘境想必是专注而糊涂，荒唐而糟糕的。唯一刻在脑海深处的是一连串的难堪和后怕。
这余家祠堂的兴建很可能是一些小户人家所为，远不如我小时候发蒙读书时所见到过的陈家和张家祠堂那么堂皇气派，小三合院围成的一方天井不足二十平米，正殿和厢房屋檐紧逼，亮出的一片天地小得让人直喘粗气。细看那些残留于屋顶的雕梁画栋，尚呈古铜钱一般的印记，字画时显模糊清冷。祠堂远离农家住户，屋后是一片披满枯草的坟茔，古老而苍凉。怎么看此处也不像设庠之地。
在这里读书的大都是与我同龄或比我大几岁的农家子弟。公社办学的目的是为大队和生产队培训一批会计。白天上完课，远近的学生都各自回家，晚上只剩下我和向老师在学校过夜。
每到傍晚时分，我们就在正殿前的那个前人用石头作成的字库里燃起柴火，把各自从家里带来的米粮和红薯放进用棕纯吊在屋梁上的小铁罐里作饭，常以咸菜和豆瓣下饭。有时为了节省那用墨水瓶制作的油灯里的一点煤油，我们就在天井里借着黄昏浅淡的日光，以膝为桌批改作业等饭熟，常因过于专注而作出半生不熟的饭强啖。晚饭后没多久就上床抵足而眠，二人多以漫无边际的闲聊来掩饰长夜的惧怕。但似乎偏在这时，屋外所有的声音都会随时入侵：除了各类昆虫的低吟，路人的脚步声和远处传来的大人喊叫孩子乳名的呼唤声，更入耳的还是屋后风吹坟草的唦唦声，那声音往往还夹杂着人语的哀叹和呜呜的哭泣。床上的两个大男人身子不由自主地蜷缩紧靠。每当这时，我反而会想起小时候大人们夏夜在院埧纳凉时，讲述的那些青面獠牙的狐鬼和长着长尾巴的白衣婆手执一盏油灯嚼着人骨头下楼梯的故事来。夜，就这样惶恐不安地苦熬着。
向老师比我长几岁，已有家室，不时要回到三四十华里外的小家料理家务，就我一人守在学校，只好邀来邻里的年轻伙伴陪着过夜。那些日子，自觉得时光像是倒流一样慢长，好不容易熬到这年春节前夕，公社革委会来了通知传达上级的指示，说回乡知青必须接受一年以上的农村再教育后才能分配工作。这才结束了我夜怕的日子。许多年以后，我才有所感悟，一个人的青春是那样的无知，又是那样的单纯。
爱自这里萌发
1970年3月，又是一个春光明媚的季节。在结束一年多时间的“再教育”生活之后，我在老家桅杆坪所在的生产队创办起本大队第三所民办小学。自此，那久久萦怀的大学梦渐显淡远，一群期待文化启蒙的毛孩子倒成了我的新爱。当他们亲昵地称呼我为老师的时候，那原本因文革受到伤害的心疾竟然得到人伦情感的裨益。
学校位于离家不远的新房子（地名）。教室设在还是前清时期遗留下来的农家三合院的左厢房。一间约莫十平米的小木屋，一进门的竹壁上撑着一张木制小黑板，房子傍内院一侧开了一道小木窗，十来个邻近的孩子坐躺着临时拼凑起来的简易桌凳，一张张渴求未知的稚嫩面孔像雕塑一般凝重，望着小黑板听我作启蒙教育。从拼读简单的汉字到笔顺笔画书写，我都不厌其烦地手把手地教。课余时间，我便成了孩子王，把十几年前自己的前启蒙老师带孩子的方法都用上了，甚至还学着父辈操起父爱的严峻和母爱的细腻来。我还常找来一些儿歌的简谱填上自创的新词教他们唱，千方百计为孩子们营造一个童话世界。我从未受过幼教的专门培训，是孩子们的天性才渐渐使我明白刚柔相济的道理。情感所致，他们对我恭敬有加，一些按辈分该称我为爷爷或祖祖的晚辈们都叫我“陈老师”。几十年后见面时依然这样称呼着，我却一时记不清他们往惜的模样和姓名。每遇这种窘境，我就会联想起自己少小时谋事的那段童趣般的经历。
为了给自己亲手创办的学校挂块牌子，我找来一块长方形的木板，请木匠刨得如明镜一般平滑，然后用红色广告涂料在木板上精心地勾画出一排工整的仿宋字：“中共解放大队第三民办小学”。挂这牌子，想的是给学校增点名气。直到后来才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当时我在教室隔壁用铅笔勾字型的时候，正处热恋中的女友就登上讲台帮我上课，她原本是一位小学教师，异地操业运用自如，同孩子们交流时，一如银铃般清脆的声音拨人心弦。就在这时，我一抬头望见窗外一对南归的燕子在三合院上空盘旋，一边呢喃轻歌，一边尽情地剪裁那宜人的春色。
这年暑假，全县教师集中在县城学习。在那个知识分子被称作“臭老九”的特殊年月，教师心头也常绷着一根“阶级斗争”的弦。名为学习，实际上是带有“火药味”的集训，有不少人因被找出这样那样的问题成了批斗的对象。那次集训的地点确定在和我已告别三年之久的母校通江中学，校园内一个个唇枪舌剑的会场上，正在用实践证明那颠扑不破的“真理”，演译着“斗争哲学”中最精彩的一幕，教人惶惶不可终日。
尽管如此，人们依然在以不同的方式寻求着自己的乐趣，追求人生的幸福。到了七月下旬，我日夜思念的女友满面春风来到县城。和我在同一个大队任教的两位好友邀来本公社十几名教师，买了一部厚厚的精装合订本《毛泽东选集》和一根粉红色的毛巾作贺礼，趁中午休息时在学校附近的列宁公园树荫下为我们提前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庆。正式婚期定在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又过了几天，接到公社托人带来的书面通知，要我参加县广播局举办的全县广播员培训班，学成后回本公社筹建广播站。那以后，我大约中断了教学工作半年之久。
“梁上君子”的狂欢夜
离开新房子民办小学后，婚后的妻子接替了我的工作。那年的秋冬，我成了一名十足的架线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