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源于巴东高山绿葱坡的野三河，是巴东建始两县的界河，最终汇入了清江。野三河峡谷因其山高谷深，形成施宜昌古道上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清朝时期，野三河峡谷间相继建过名为永寿、永济的两座石拱桥，但石拱桥都建在U型峡谷谷底，野三河峡谷真正变通途是公路桥及后来的铁路桥建起之后的事情。
古时候过路的文人墨客见到无名河水在荒山野岭中激流而下，便以野山河随意称呼，并渐渐叫成了野三河。野三河峡谷侧的一处坪坝，也因有农人零散居住，而得名野三坝。
大山外的人知道野三河，估计是因县志里有“县西南二百里明设野三关巡检司，国朝雍正八年移巡检司于劝农亭后废”这段文字记述。明朝政府能够在此设置巡检司，充分说明了此地的军事价值。容美土司“改土归流”之前,其辖地本来在清江以南地区，但容美土司一度试图把版图扩张到巴东三尖观以南，于是地处施宜要道的野三河峡谷成为改土归流中清政府和土司较量的桥头堡，峡谷不远处的烟墩垭便是当年守军的烽火台所在。
孙中山领导护法斗争时期，野三河峡谷又成为了南北军争斗的前沿阵地。隶属北京政府的北军吴佩孚的部队（北军）驻扎在峡谷东岸的巴东，南军蓝天蔚的“鄂西护国军”（南军）坚守峡谷西岸的建始，你攻不过来，我也攻不过去，形成了对峙局面。直等到有一天，北军利用间谍和大炮突破了野三河天险，双方对峙局面才终于打破，湖北的护法斗争也宣告失败。
现在的野三关也就是明朝的劝农亭，因当年寇准在此劝导山民稼穑耕作而得名。明嘉靖年间在此地就设建有劝农亭一座，并派有官吏驻守。随着野三关巡检司移置于此，集行政和军事两种功能于一身了，因除其管理老百姓外，更是一处施宜大道上的雄关隘口。
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主力，就曾在野三关与川军戴天民会战数日，并乘胜追敌至长江边的巴东县城。贺龙在巴东将红49师改编为红三军教导第二师，并指导建立了巴兴归革命根据地。后来的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湖北军区独立二师首战突破野三关和娃娃寨防线，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解放恩施全境，并由此揭开了解放大西南的序幕。
和平时期后，这些雄关漫道通通失去了往日的威严。当地百姓更多面临的是山路崎岖带来的爬坡上坎的劳累之苦，特别是野三河这道峡谷异常折磨人。巴东五区的老百姓天天穿梭来回于野三河两岸的高山峡谷之间，脚背篓打杵子是须臾不离身的。他们要靠肩挑或背笼背玉米杂粮等农产品，负重走完几十里磨盘样的山路后，才可以从建始高店子集市上换回自己日常生活必需品。说来也怪，那年代，大人小孩出门赶场一律靠步行，但他们从未觉得有多苦多累，而今的年轻人，就是在宽敞平整的大道上稍稍走远一点，便是叫苦不迭。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野三河峡谷又变成了一道鸿沟。因为当时出现了所谓的“反、坏、地、富、右”黑五类敌人，为了限制这些“坏人”的行动以及清查出新的“坏人”，野三河上那座古老的石桥也再次发挥余热。石桥东头的巴东革命小将高举“红宝书”这个克敌制胜的法宝，如临大敌般的清查从建始过来的行人；石桥西头的建始“红卫兵”如法炮制，对来自巴东的行人一个都不漏的加以旁问排查。当地百姓为了顺利赶场，人手一册的红宝书是少不了的，还要时刻在脑海里铭记几条“毛主席教导我们……”之类的语录以备不时之需。长此以往，阶级敌人没有抓住几个，倒是苦了那些大字不识几个的“贫下中农”，以至于附近很多百姓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从此地经过。野三河峡谷再次成了一道逾越不过去的坎，只不过这坎不是大自然所设，而是人祸所致。
文革后的第一个年头，野三河上的公路大桥合拢，汉鱼公路开始通车。直至1979年，一条由上海通往祖国西南边陲西藏的318国道也开始贯通。路过此地的司机路人常常喜欢站在大桥上一探周围高山峡谷的风景。野三河公路大桥高达125米的垂直高度，也随着这些来来往往的司机和行人声名远扬。儿时的我还曾以为前南斯拉夫电影《桥》和这座桥有某种关联。
国道318上的野三河公路大桥曾因这条出川大通道风光热闹了一阵子，而随着沪蓉西高速公路以及宜万铁路上众多的大桥的出现，此大桥失去了往日的种种优势，和昔日因施宜古道而风光无限的野三河老石拱桥一样，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