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龙强调个体与一般的关系，寻求事物的内在规定性，在其内涵与外延上不断延伸，继而进入事物的客观真理世界，这是与中国主流哲学思想完全不同的。中国哲学传统是强调类和类之间的异同规定性，讲究在不同类之间的综合关系，突出其差异性。

传统的分类
从最早的典籍“易经”开始，作者就通过卦象对万物进行归类，归为64卦象，不同的卦象代表着不同的人事和社会实践。儒家学说，也是以归类为前提进行论说，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被奉为儒家经典的名句，在背后隐藏着以个很大前提条件。就是“勿施于人”的这个人是什么人，答案就是一定要是具有同样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人，否则就是非我族类了。这样大家都被统一在具有儒家思想道德的范围内，管理起来就相对容易与方便了。

如何的分类
在现代的社会同样如是，例如在“墨经”也有提及的如何去分类，而在个别与一般的逻辑概念的区分则是很少去讨论。这种思维方式直接影响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直到现在还在社会各个阶层中体现着。例如我们虽然重视行业之间的分类，为了整合和调和各部门和行业的归类的差异性，我们发明了等级制，用科、部、厅、院等级别待遇来等齐不同行业的人。在权力的架构上，各级各部是有不同的职能与分工，但其日常的运作却是全部归在档政的领导与统筹之下。所以各类各部之间特别要讲究如何协调运作，放大到整个社会就是如何去促进和谐的核心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人们很少去认真思考本身行业与类别所固有的发展可能，或者是很少去追求由于本身差异性所带来的个性发展空间。而一旦某个体的发展突破了一定的限度，带来了相关的社会问题，这时候各部门之间在共同利益原则驱使底下，很快就会形成攻守同盟，把这个隐含于个别现象的社会共相问题打压下去。

公孙龙的分
而公孙龙的哲学思想则是强调事物的内在规定性，一般（共相）可以抽象化而不存在于时空当中(“指也者天下之所无”)，可以概括许多特殊(“指也者天下之所兼”)，它在理论上可以不依赖特殊事物而独立存在(“奚待于物而乃与为指？”)。通过一般（共相）可以认识到特殊(“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特殊的东西就应该依靠一般（共相）而存在(“物莫非指”)。变的只是现实现象，但作为事物的共相却是可以永恒不变的。这不由得想起了柏拉图的理念论，现实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不完全的摹本，理念世界才是真实而永恒的存在，现实世界中的物体（白马）正是分享了马的理念才可能真实存在，而西方哲学两千多年来的发展也只是对柏拉图思想的注脚而已。

东西方的分
西方的思想一直强调着在事物内部去寻找真理，寻找规律，重视特殊与一般的关系，这和公孙龙的思想是一致的。西方极其重视价值取向的唯一性，推崇的是普世的价值观，象宗教、自由与民主的唯一性等等。所以西方有很多的名人志士为追求终极真理而不惜抛头颅撒热血，但同时也有很多为追求同一的价值观与宗教信仰不惜展开大规模的战争。而传统的中国哲学思想则是更加重视类与类之间的关系，从不同的类别之间再找出协调的规律或原则。就算是不同的宗教信仰也可以大家相安无事，大家会认为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各有各活，而不必一定要强求。就算是在传统的古代社会，处于思想正统的儒家思想也会有权变的时候，好的一方面是这样处世较为容易，更加热爱和平。不好之处就是不讲原则，既讲权变，又讲经典，结果到最后什么都不讲了。从个体来看是这是个人立场的丧失，从整个民族和国家来看，是国格的不完整。

分与合的历史追问
当然我们无意强调欧洲中心论，不是西方的那套就是最高真理的化身，而是要追问我们的思想是怎么来的，为何在两千多年前，我们和古希腊同时间曾经出现过的追求科学与真理的曙光这么快就在历史的洪流中消逝了。而西方却会在柏拉图之后，产生出如此崇尚科学与自由精神的灿烂文明。
当年两个伟大的哲人，在不同的时期都发出不同的追问。笛卡尔站立在来茵河畔，看着河水的流淌，觉得感性的事物都是浩转流变，而人的理性与真理的探求却象时间那样的永恒。而孔子在黄河边，面对大河奔流，感受到的是生命的渺小，发出‘逝者如斯夫’无奈的感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