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日战争汉奸成灾看中国人的处世之道

从抗日战争汉奸成灾看中国人的处世之道

拙朴杂文2025-10-08 16:53:46
电影《地道战》里民兵队长高传宝传达情报时说,来犯的有“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小时候每每看到这个地方就觉得疑惑,鬼子施了什么魔法,能叫这么多中国人为他们卖命?据专家介绍,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经过统计,
电影《地道战》里民兵队长高传宝传达情报时说,来犯的有“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小时候每每看到这个地方就觉得疑惑,鬼子施了什么魔法,能叫这么多中国人为他们卖命?
据专家介绍,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经过统计,除伪满洲国以外所有驻华伪军的数量被缴械的大约是118.6万人,而满洲国和伪蒙古军当时有40万军警,再加上各省县的伪地方武装,所以目前广泛流传的版本中有逾200万伪军的说法。其实这里还应加上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被毙伤、俘虏和投诚的118万余伪军,这样算起来伪军就有了300多万。这个数量超过在华投降时日本军队的数量——120万人的两倍。
我们先引出一条定义:“通款敌国,谋叛本国,为侵略自己祖国的敌人的利益服务,并谋取一己的私利,这样的人物在世界各国的对外战争中均为常见,中国亦不例外,汉奸就是国人对他们的鄙称。”抗日战场上,为日寇作战的伪军达数百万之众,可谓之汉奸成灾。
关于抗日战争期间汉奸成灾的成因,民间学界的结论是:
一、独裁统治,吏治腐败,造成社会离心力的加剧,使政府缺乏亲和力和号召力,为汉奸思想的流行打开了通道。
二、部分民众思想意识里只有一家一姓,没有国家民族,对异族侵略麻木不仁。
三、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落后,人们生活水平的极端贫困,迫于生计,而不得不为日军服务。
四、中国在对外战争中屡次战败,抗战爆发后敌强我弱的现实,使部分人丧失了抵抗的信心。
上列各条,不无道理,中国人确实缺乏国家民族观念,在传统文化里面,一个人建功立业,不过是为了名垂青史、彰显姓氏,很难与国家民族扯上关系,即使有报国的宏愿,也是以忠君为前提,所谓忠君就算报国。至于江山社稷的安危,那是皇帝老儿操心的事情,大可不必去管他,安心过好你的小日子就可以了,所以旧时在茶馆酒肆里多会提醒人们“莫谈国事”。
什么是姓氏呢?姓氏代表着自己的家族,中国人奋斗一生,无非是为了“光宗耀祖”。所以,在旧时大宅院的门楣上,多悬有皇帝御赐的匾额,实际意义没有,除了炫耀家族、傲视乡里外,就是告诉人们这个家族如何的兴旺,他的子孙们也是以家族为荣,更把为家族增添颜面为己任。对于家族以外的事情,他们是不大顾及的。即使如今,在我国农村,仍然是一家一户用围墙把自己的住宅严严实实圈起来,与周遭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院墙里面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主人都会爱护备至,院墙外面则与自己毫无关系,于是,就出现了墙内洁净如新,墙外泥泞难行的状态;再比如:在中国城市,家家户户装修的金碧辉煌、整洁有序,可公共楼道却肮脏无比,混乱不堪,大家却能够见怪不怪、心安理得。这大概就是中国特有的“围墙文化”!这个糟糕的文化现象,把中国的家族与国家民族的关系完全隔裂开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只有院墙里面的东西会该用生命和献血去保护,除此没得什么东西值得付出生命了。
既然有了墙里墙外之分,中国人对于墙外面的一切,都视为是可以任意索取的,能拿则拿,能偷则偷,用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弄进口袋就是自己的。中国人就是以这样一种心态,快速的转动着脑筋,希望以最快捷的方式,把对外面东西弄回到自己的家里来。
中国人尤其讲究衣锦还乡,总希望能够升官发财、荣归故里,所以就把离开家园外出谋生称之为“闯荡”,或者叫“混”。记得十好几年前,郑州有个公安分局长,因罪获死,就刑前感叹道:“这辈子咋混成这样呢?”一个混字,表明了他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所以,中国人多是满怀着家族的殷切期望和升官发财的强烈愿望,离开那个生他养他的宅院,怯生生的走进这个世界,犹如一个贼眼兮兮、四处张望的拾荒者,瞅准机会就把别人的东西放进自己的篮子里。外面的世界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一块硕大无比的蛋糕,各人怀里揣把刀子,瞅着机会就切下一块,谁切得多谁本事大!谁切得多谁就混的好!至于别人饥啊、饿啊、死呀、活呀,就管不了那么多了。所谓:成王败寇!这恐怕是中国人出来混世界最基本的想法,所以就有了曹孟德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八字箴言。曹操说的很直截了当,对那些走出家门出来闯荡的人来说,犹如醍醐灌顶。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践行曹操箴言者当不计其数,一直到了桓温那里,曹操的八字箴言才真正得到了发扬光大,堪为极致。
桓温乃东晋权臣,素有不臣之志,某日,他抚枕叹曰:“既不能流芳百世,不足覆遗臭万载耶?”这句蜚声中国历史的名言,对中国人影响甚大,当为中国人处世之道标志性的格言,深刻的反映了中国人希望在有限的生命里希望出人头地的迫切愿望,是许多人扬名立万的基本动力。
千百年来,无数出来闯荡者,莫不秉承桓温的这句名言,不择手段、不惜名节,为了一己之私利,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投敌者有之、叛国者有之,远一点的有刘豫、稍近点的有吴三桂、再近点的如汪精卫之流。这几位仁兄的所作所为,实实在在的践行了桓温的那句名言。尤其这个刘豫,此公世代务农,后来中了进士,成为宋朝的官员,北宋末年官至河北提刑。金人南侵时,刘豫弃官来到真仪避乱。建炎二年,经人举荐担任济南知府,但他却嫌济南处在战乱之中,离金人太近,希望到一个靠东南边一点的地方去做官,却没有得到南宋朝廷的同意,为此刘豫感到很不满意,带着情绪上任去了。他上任不到一年,面对金兵围攻济南,在金人的劝诱下杀死了作战勇猛、力主死守的守将关胜,投降了金朝。那时,金军南下没有抓到赵构,就让刘豫知东平府,充任东西、淮南等路的安抚使,还任命刘豫的儿子刘麟知济南府,让刘豫父子给他们管理黄河以南地区。刘豫看出金人现在需要他,是个绝佳的机会,就派儿子刘麟带着珍宝去金朝活动,向金朝左监军挞懒行贿,希望立刘豫为帝。建炎四年(1130年)七月,金朝同意挞懒的奏请,册立刘豫为帝,国号大齐,以大名府为国都,史称“伪齐”。
刘豫中过进士,圣贤书肯定读过不少,但是他竟然毫不犹豫与异族共谋。通过刘豫叛变的过程,我们几乎看见此公的所作所为处处显露出投机钻营的急切心理,甚至不需要对方威逼,完全是自己寻求机会,刘豫作为一个读书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意识应该是有的,他难道不知道卖主求荣、认贼为父是很不齿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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