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在上小学的时候，那时还无缘闻睹金、梁、古的刀光剑影，流行的就是“岳飞传”和“杨家将”。在男孩子心中，岳飞是第一等的大英雄，如果不是高宗昏庸，秦桧奸诈，岳飞肯定能百战百胜，顺利而迅速地收复失地，甚至直捣黄龙府。虽然我们为岳飞之死惋惜，但后来的岳雷扫北，也总算是子承父志，着实让我们高兴了一阵子。
待到上初中后学了历史，才知道所谓的“岳雷扫北”，只不过是说书先生杜撰出来哄听众开开心罢了。也许这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缺陷——宁可抱残守缺，也要留下一个光明的尾巴。
虽然为岳雷未能扫北而遗憾，但有一个观念却强化了，那就是如果岳飞活着，宋朝一定能复兴，金国一定会灭亡，中原失地一定能收复。所以，也就益加痛恨卖国的高宗和秦桧。
从古到今，许多史学家都持此类观点，就连现代作家金庸也认为南宋初年，除了岳飞之外，还有刘錡、韩世忠、吴氏兄弟、张浚（注意，张浚和张俊，是同时代的两个人）等名将，如果团结一心，北伐是可以成功的。唯一唱反调的，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史学家吕思勉。他引经据典，认为当时的时局是金强宋弱，南宋内部民穷财尽，兵疲将骄，难以形成统一的调度，故为了保全半壁江山，采取“和”的战略是必需的。岂料此书一出，竟掀起轩然大波，民间斥责汹汹，该书几被禁绝。
如果综合上述“主战”与“主和”两家之言分析，就会发现这样的一个悖论——假设南宋有实力与金国抗衡，为何宋高宗选择投降求和这条路？任何一个执政者，都不会轻易将政权拱手相让的，何况历史上真实的高宗并不昏庸，而且是相当聪明的。做一个中兴之主，还是做偏安之君，孰轻孰重，在高宗心目中总还有分寸吧？退一步说，假如南宋没有与金国抗衡的实力，金军为何不象后来的蒙古人那样挥兵直下，横扫江南？反而在黄淮之间扶植伪齐“儿皇帝”刘豫的傀儡政权，以之作为宋金之间的缓冲地带？
其实，只要有一定的论据，人人都可对历史发表意见，阐述自己的见解。但历史毕竟已经定格在那一点上，这就是史实，后人的一切推测都无济于事。所以，我并不做“如果南宋坚持抵抗到底，结果会如何如何”之类的假设，只想结合当时的形势和高宗本人的经历及由此而形成的心理状态，分析一下高宗走上求和投降之路的必然性。
从史书记载来看，继位前的高宗——这位名叫赵构的皇子，在皇族中是从来没有受到过重视的。在皇宫中，“母以子贵”或“子以母贵”的现象极为普遍，可是赵构的生母韦氏，直到年届四十，封号依旧是“婉容”，属于嫔一级别，连妃子的待遇都没挣到。众多皇族还在醉生梦死的时候，而金国已兵临开封城下。此时被封为康王的赵构，却被孤零零地安置在相州封地。如此过早地被逐出京城，可见当年赵构受到的压抑和冷落。
不过康王也是由此而因祸得福，在开封被围困的时候，皇室宗亲中只有他侥幸成为漏网之鱼。已是瓮中之鳖的钦宗，第一次重用了这位御弟——派人冒险潜出开封，赶赴相州，任命赵构为天下兵马大元帅。
据心理学家分析，在压抑环境下长大的人，往往都比较懦弱。对赵构来说，的确是不幸言中了。他虽然以大元帅的身份招募了数万人马，却一直龟缩在大名府，直到靖康二年（1127年），其父兄两位皇帝都被金军俘虏为止。
也许我们可以认为赵构坐观成败，是另有所图。但从他继位后的头三年来看，他的懦弱发挥得可谓淋漓尽至。自1127年5月赵构在宋朝的陪都南京（今商丘）正式登基，改元建炎起，至建炎三年二月止，总共两年多的时间，他竟三次南逃，四易其都，先是从南京（商丘）逃至扬州，又接着逃到建康（今南京），最后逃至杭州。为了向金国乞降，他在国书中哀求道：“古之有国家而迫于危亡者，不过守与奔而已。今大国之争小邦，譬孟贲之缚僬侥，偏师一来则束手听命而已，守悉为哉？建炎三年之间无虑三徙，今越在蛮荆之域矣。所行益穷，所投日狭，天网恢恢，将安之耶？是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此所以思思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也。前者连奉书，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亦何必以劳师远涉而后为快哉。”
所谓文中提到的孟贲，是古代秦穆公手下的猛将，是个巨人；至于僬侥，则是大禹治水时经过的一个小人国，国民皆高仅三尺，真是一个绝妙的譬喻。而且连皇帝的称号都可以不要，甘愿以藩属自居。能说出这些话来，卑怯与懦弱实在是登峰造极，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是这时的高宗皇帝大概没有想到这一点——与敌手作战，固然要有实力；而想与敌手和解，也必须要有一定的实力，否则对方只会将你吞掉。
如果说懦弱的人认识到自己的实力，还能够变得坚强一些，但是在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发生的一件事，甚至会使高宗终生畏惧于自己的实力。由于护卫高宗的兵将基本上来自北方，无时无刻不盼望收复故乡，对这种逃亡的生活已忍无可忍，终于在将领苗傅、刘正彦的率领下发动了兵变。
暴动的将士杀死了王渊、康履等一批高宗的亲信宦官，迫令高宗退位，立年仅三岁的太子为帝，请孟太后（哲宗的皇后，曾因故被废入尼庵，故幸免于北掳，后被高宗封为太后）出面主政。遗憾的是，以苗、刘二人的才干，无法承担这次政变的后果。他们既提不出可以号令天下的主张，又未与其他将领取得联系，只能徒然地困守杭州。在加上打击面过大，使得杭州城内一片恐怖。
关键时刻，孟太后密诏滞留在杭州的韩世忠夫人梁红玉，令其速邀韩世忠救援。在三月底，杭州城被韩世忠率领的“勤王军”攻克，苗、刘二人被斩杀。
虽然政变仅维持了一个月的时间，但对高宗而言是惨痛的——年仅三岁的太子因缺乏照料而夭折，自己也因惊吓过度而失去生育能力。对武将的猜忌和戒心，大概从这里开始了。本来面对强敌，闻鼓鼙当思良将，可是自身遭遇的切肤之痛，又使高宗不敢放手任用武将，可谓是两难选择。对历代皇帝来说，能征惯战的武将向来都是心头大患，所以各朝的开国君主往往把和自己并肩打江山的元勋屠戮殆尽，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对手下将领只“藏”而不“烹”，已是大慈大悲了。但任何一个皇帝也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难题——既要武将们打几个胜仗以维持自己的皇位，又不能让他们一如既往地胜利下去，否则尾大不调，又会危及到自己皇位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