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比较忙，只能偶尔抽空上杂谈瞄几眼。这几天一瞄之下，大为诧异，居然看见偶的小学同窗灭灯退魈，正兀自费尽唇舌地大说特说关于司马迁的事，看了他的几个帖子，就不由得心头大急——这小灯又欠我给他补课了！从小就这样，只要师姐我稍微关照不到，他就要被小朋友戏弄。
也许杂谈各位还不太熟悉小灯，在补课前先简单介绍一下：小灯，自幼勤学好问，杂揽旁收，也是十里八乡小有名气的一才子，但他有个小缺憾，就是茶壶里面煮饺子——肚子有货倒不出。因为这个毛病，常常被一些小儿戏弄。一次他在上学途中看见一个小儿正仰面朝天，眯眼对着太阳看个不休，就询问他原因。这小儿说：“我认为太阳刚出来时距离人近，而正午时距离人远。因为太阳刚出来时清清凉凉，等到正午时就热得像把手伸进热水里一样，这不是近的时候热而远的时候凉吗？但看了半天以后，我又觉得太阳刚出来时离人远，而正午时离人近了。因为太阳刚出来时大得像车上的篷盖，等到正午时就像个盘盂，这不是远处的小而近处的大吗?”小灯听了不禁笑道：“其实不管是刚出的太阳还是中午的太阳，都是一样大的，不一样的只是你的感觉。”小儿听了，立即瞪眼道：“你怎么知道早晨和中午的太阳一样大？你亲自上太阳上量过吗？还是太阳是你亲戚，亲口告诉你的？你这样凭空滴主观臆断，难道不是无耻吗？！”小灯登时瞠目结舌，气得说不出话来。
闲话少说，下面进入正题，开始讲课。
众所周知，在司马迁之前，历史叙事主要有两种笔法:一是源于《春秋》的史笔，特点是梗概叙事、简言叙事；另一种来源于《左传》，委曲周详、细致生动，被称之为文笔。司马迁在编撰《史记》时，史笔与文笔“兼收并蓄”，无所偏废。史笔考信去伪直言录实；文笔旨在拟虚补罅，饰词运事。主要体现于五个方面：猎奇述异、夸张渲染、拟话代言、议论抒情和细节描写。文笔的运用赋予了《史记》里历史人物鲜活的生命，而且司马迁还力图打通“往事”与“来者”之间的历史隧道，刻意营造历史现场感，从而把人们带进特定的历史时空，让人们直观、感性地触摸历史，体验历史。《史记》中“十表”的文字表述是“清一色”的史笔；“本纪”、“世家”、“列传”诸体则根据需要，交错使用两种笔法。
而司马迁又是一个极富感受力与想象力的史学家，总能将历史现场以一种特定的氛围活泼地进入到他的感知、想象与体验之中，同时紧紧地“把握”住这种独特的氛围，随物赋形，刻画渲染，予以准确充分的艺术表现。《刺客列传》中，荆轲别燕的场景堪为此方面的代表：“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忼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仔细分析这一段，聪明人用脚趾头想一下都会明白，荆轲出行时司马迁当然不可能在现场，但他是怎么知道有“秋风、寒水、白衣、别泪、悲歌”等等场面情节？司马迁既没有现场目睹，那么他是荆轲的亲戚还是太子丹的心腹吗？是他们亲口把这些场景告诉了司马迁？就算是这些当事人的后人把前辈的经历告诉了司马迁，当时的确是这样的情形，我们再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这一句：从人的生理结构来看，只要你不是超人，没有特异功能，那么就算你再怎么出离愤怒，也不可能达到头发上竖，把帽子顶起的效果。“怒发冲冠”只是一种夸张的文学修饰而已，只是融合了司马迁本人情感的一种文学手段，以及合理地推断意想而已。但从古至今有人指责过司马迁的夸张渲染吗？相反如此这般的情境渲染，使读者对历史现场情同亲历、感同身受，读后只能让人对司马迁的文笔感到由衷的钦佩。
但司马迁终究也是凡人，是凡人当然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失误。在前面的回帖里我就说过，《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关于宰予的部分就属一大谬误：“宰我为临菑大夫，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孔子耻之。”司马迁说宰予参与田常作乱而被陈恒所杀。但据前人考证，太史公是误把阚止（亦字子我）当成了宰予。而真正的宰予成就非凡，是“孔门十哲”之一，跟随孔子周游列国，唐玄宗时被追封为“齐侯”，宋代追封为“临淄公”，后改称为“齐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宰子”。这样张冠李戴的低级错误，按理说是不可能发生在太史公的笔下，但这却千真万确地发生了，实在是让崇拜太史公的读者有点接受不了。
最后再说说司马迁笔下的秦始皇。关于“焚书坑儒”的起因，《史记》里这样记载：“卢生说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今上治天下，未能恬倓。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于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说秦始皇信赖方士以求长生不老的仙丹。后来因为看到秦始皇的暴虐，“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于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觽，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觽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这里说得非常清楚，秦始皇的“坑儒”是因被方士哄骗后而生的怒火杀意，按逻辑推理，秦始皇不太可能将对方士的愤怒转嫁发泄在“儒士”的身上，从而“坑”了“儒士”四百六十余人。所以，“坑儒”中被杀的大多数是方士，是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坑儒”杀的就是儒生，那是一种误读。据专家考证，当时方士和儒生都可以被称为“儒”或者“生”，而司马迁在写《史记》时，估计也的确无法准确地考证出秦始皇到底杀了多少儒生几名方士，所以就将这些不走运的人一律统称为“诸生”。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我们将“焚书”与“坑儒”这两件事看做了同一件事，因为两者发生的时间很近，大约是在秦始皇的“三十四年”（前213）至“三十六年（前211）”之间，秦始皇应该是先“焚书”再“坑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