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来源于一个与西方社会完全不同的文化源头。文艺复兴以前，西方知识分子在巨大的宗教背景下，以“神的代言人”形象参与社会统治。教会的实质是僧侣与神学家集团，是国家政治统治和世俗精神控制的权威。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知识分子突破中世纪宗教愚昧的束缚，大胆探索客观世界，关注人的终极问题。宇宙是什么？人类的生老病死有规律可循吗？人死后灵魂是有是无？人究竟有没有办法突破自身精神和肉体的限制？西方人恪守上帝设定的永恒规则，约束人的言行举止，从而推动社会进步。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人文宗教，国家统治和精神控制通过与知识分子的妥协或合流来实现。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便与这个国家和民族一起跌宕起伏，生死相随。
在中国，“士”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寒窗十年，通览古今，或因科取弟而济身官僚集团，或潦倒乡间而愤世嫉俗。他们因贴近民众而知社会垢病，因深大义明而渴望表达，又因文笔通达而能够表达。于是，他们手握一支竹管笔，将思考化作了语言，将情感凝聚成为文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然而，在中国，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他们又是多难的。屈原，韩非，荀卿，陆游，文天祥，李白，辛弃疾，鲁迅，老舍。。。“一生忧国心，千古敢言气”的背后是他们多舛的命运；“危言深论，不隐豪强”的气魄后面是他们一页页悲歌式的戏剧人生。毛泽东曾说，知识分子是依附在权贵“五张皮上的毛”，要么委身听命，与权贵同流合污，要么抽身隐退，授言立说以醒后人。孔子、老子如是，苏轼，白居易也如是，那些能让我们驻足而观，雕镂人心的诗文后面，无不埋藏着古代文人们峨冠博带背后或放达或凄婉的生命轨迹。他们把偌大一个世界生僻的角落，变成了人人心中永远的故乡。现在，前三张皮（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早已不复存在，但中国文人的悲剧性地位自古至今却一直没有任何改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自汉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提倡“不二”，强调把人变成“从一”的必然。所幸的是，知识分子们思国忧民的责任还在，哀民多艰的情怀还在。无论社会如何变化，“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呐喊几千年来便一直回响在我们耳边。
“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文者，贯道之器也。”余秋雨说，文官之显赫，在官场而不在文。但中国的文人们却历来以天下兴亡为己任，“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正是有了这份“文以载道”的引领和担当，才有了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国家和民族意识，才有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最终的呐喊！
知识分子既是个人心灵平静的必然回归，也是社会稳定，人心向善的终极希望。
“位卑未敢忘忧国”，这种情怀不为陆游所独有，更为历代志士仁人所备具。林则徐要求自己“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壮心欲填海，苦胆为忧天”道出了文天祥临危不惧的铮铮风骨；“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作为民族脊梁的生动写照；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浩大情怀，则是古代士大夫们全部的心声和志向。一个良性社会，应该有让知识分子通畅表达社会良知的渠道，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也是文人生命价值的所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没有忧患意识的文化专制，最终的结局必定是思想的僵化和国家的衰亡。生存其中的文人自然无法逃脱他们悲剧性的命运，沦为意识形态的牺牲品。一个知识分子既要思考天地宇宙，也希望教导皇帝及其官僚集团；既要承接历史，也必须面向未来；既要以出世的精神筚路蓝缕，也希望以入世的姿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可以说是文人的天真，不也是文人们心系天下，情关生民的博大胸襟吗？纵观历史，我们发现，越是朝代礼坏乐崩，越能显示出“士”的良知和操守，越是天下无道，越能听到文人们振臂的呼喊。爱国是古老而永恒的话题，因为爱国家爱人民，他们才仗剑执言；因为爱真理有理想他们才秉直扬眉，这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支撑，是我们这个国家和人民得以生生不息的浩然之气。
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传承下来，是和我们文化内核中开放、包容的胸襟联系在一起的。而“中国特色”的开放道路也不允许有文化的封闭，思想的禁锢。宪政和民生，自由和平等，这是世界的潮流，也是我们必须面对历史的唯一选择。是的，具有国家忧患意识的不应该只是位卑的文人和百姓，更应该是希望我们这个民族永远富强的政府，以及全体的中国人民。
我为我们的民族祝福。
我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