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六一”儿童节了，看到儿子戴着红领巾去上学，我不禁又想起了我的第一条红领巾来。
1979年，东风吹走了大山里的阴霾，但是人们心里的阴霾依然挥之不去。我就是这年踏进了小学的校门。记得“六一”儿童节那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来到学校，因为今天我们一年级新生就要评选少先队员了。山里的学校很小，全校只有两个班，一、二、三年级一个班，四、五年级一个班，学校就两个民办教师。上第一节课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讲了红领巾的来历和崇高意义，然后就叫同学们相互评选谁的表现好谁就可以当选少先队员。我看二、三年级的同学胸前都飘扬着鲜艳的红领巾，神气十足的样子，心里既羡慕又很期待。我们一年级只有十几个同学，他们一个个都通过了大家的评选，接下来就轮到我了。这时，老师终于叫同学们对我进行表决，我的心简直要跳到嗓子眼上来了。突然，班长站了起来，她说：“我们不要选他，他奶奶是地主，是坏人！”我看见同学们刚举起的小手又不约而同地缩了回去。我的心里像被当众脱光了衣服一样羞愧难当，在众人的目光中低下了头，像一位犯人接受大家的批判。同学们开始对我指指点点，嘲笑我是“小地主”，“小崽子”。我忍住眼泪看着别人在我面前炫耀他的红领巾。
这时候，我的老师——这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站在讲台上。他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只是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我。我从他的眼神里读出了鄙视和嘲讽，我想老师的行为“何其英明也”！既然老师都没表态，那我就当然落选了。那天，全班十几个同学，就我一个人没戴上红领巾。那天，我就像做了一场恶梦，心情无比沉重。我在心里自问：“我奶奶真是坏人吗？她的孙子就不能戴红领巾了吗？”
就在这前一天，因为我和那位班长的弟弟打架，她妈妈就和我母亲吵了起来。当时，她妈一手拿着菜刀，一手提着砧板，口吐白沫，面目狰狞，要吃人一样。她咒骂一句，就用菜刀在砧板上砍一下，似乎要把我们千刀万剐才解恨。那天，明明是她们理亏，可我母亲还是像做贼一样，忍气吞声，任人辱骂。因为我们家有过一段屈辱的历史，在人前只能矮一截。
放学了，奶奶欢天喜地地跑出来迎接我。作为长孙，我一直是奶奶最宠爱的宝贝。我哭丧着脸，把书包重重地扔在地上，冲奶奶吼道：“你是地主！你害我戴不上红领巾！”我看见奶奶的身体摇晃了两下，一屁股跌倒在板凳上，眼泪无声地挂在脸上，脸色苍白，浑身哆嗦。妈妈赶紧扶着奶奶，哭着说：“妈，妈，小孩不懂事，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可奶奶像一尊石雕，半天都没回过神来。
那天，父亲狠狠地打了我一顿。晚上，父亲跑到老师那里跟他理论：“现在已经不是‘文化大革命’了，你还要以成份论啊？我们是成份不好，总不能连孩子也有罪吧！”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这位老师拿着一条红领巾走到我面前，淡淡地说：“不就是一条红领巾吗，有什么好计较的。”我望着他的眼神，一把抓起那条红领巾使劲扔到地上，然后狠狠地用脚跺着，踩着，我要“踏上一脚让它永不翻身”！这位老师冷笑了两声，转身回到讲台上，没再理我。只是他的眼神让我终生难忘，它像利箭一样刺穿了我的自尊，让我一辈子没能走出别人眼光的阴影。
第二年的“六一”又到了，我们班换了一位老师。想起这位老师，就让我肃然起敬。这天早晨又要评选新的少先队员了，我想这些事都与我无关了，我还是坐在角落里置身事外吧。突然，老师微笑着走到我身边，把一条崭新的红领巾系在了我的脖子上。这时，同学们也包括那位班长，都瞪大了眼睛望着我。仿佛一位犯人突然得到了赦免一样，让人感到吃惊。老师笑着说：“我们做事要客观公正、光明磊落，不能公报私仇啊！这位同学做人诚实，对人有礼貌，学习又刻苦，他不仅有资格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还能当班长呢！”老师的话刚说完，全班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终于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认可。那一刻，我感觉我比考了一百分还要兴奋。
老师接着又说：“他奶奶不是坏人，而且他爷爷在解放前救过地下党员的命，他们家还为游击队捐粮捐款、送衣被、编草鞋，帮助游击队打了胜仗，他们家是有贡献的呀！”这时，同学们都对我投来敬重和羡慕的眼光，我的眼泪唰地一下流了下来，泪水打湿了红领巾。老师的话让我从自卑中走了出来，让我从此挺胸做人。后来，我在全校书法和作文竞赛中屡获第一名，家里贴满了大红奖状。老师表扬我，同学们羡慕我。但人生不会永远伴随着鲜花和掌声，也会有风刀霜剑的日子，那就从容面对吧！
这是我的第一条红领巾，从此，我天天把它戴在胸前，晚上用清水洗干净，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枕边。我爱护红领巾，就像战士爱护红旗一样。直到前两年，这条红领巾依然保存在母亲的箱子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