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刚上初一不久，我就已经开始利用课余时间打工挣钱补贴家用了。我母亲在宜昌唯一的亲戚就剩下一个当时在市皮革厂做采买的堂兄——我们的堂舅。有一次，堂舅看到我们家生活如此艰难，便跟厂里什么人打了个招呼让我星期天到他们厂里去干杂活——用钳子锤子把废旧皮鞋的鞋帮同鞋底分离开来。干一天下来，可以挣得8角钱，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可观的临时工工资了。不过这活我并没有干多久。可能是人太小，劲也不足，一天下来干不了多少活，所以去了一两次后，人家就不让再去了。
大概是念初二那年的寒假里吧，我又跟一位同我母亲比较要好的街坊阿姨去到西坝打工了。
葛洲坝现在举世闻名。可当年我在宜昌生活了三年却从未听人提起过“葛洲坝”三个字。由于我曾经在北门外正街住过一段时间，倒是小江对面的西坝，我们几乎每天都会看到它好几次，对它似乎更觉得熟悉些。虽说熟悉，其实我一次也没到那上面去过。只是每天站在江边，远远地就看到民康制药厂排放出来的大量橡子壳顺着河岸高高的倾泻下来，极像一位妇女头上披撒开来的厚厚的长发。除此之外，对于坝上究竟还有些什么单位、多少人家户之类的事情一点也不清楚。
这次跟街坊阿姨去西坝打工，才有机会过河到坝上转了转，并且还知道了除了民康制药厂之外，那儿还有一个叫“长航二厂”的单位。我这次参加干的零工活就是为长航二厂挖土方——把一块坑坑洼洼的斜坡地挖成平地。一起干这些活的大约有一二十个人，几乎全是大妈阿姨一类的女劳力。开工后，一部分人负责挖，我和其他大多数人则负责用扁担、撮箕将土运到七八十米以外的地方倒掉。对于挑担子我挺自信，因为平时帮家里担水的时候已经尝试过了。加上为了不让别人还把我当小孩子看，所以这次担土的过程中，我总是拣装得最满的撮箕担。带我去的那位阿姨从一开始就特别关照我，担土的时候一再交代装土的人不要给我装得太满。看到我每次都专拣最满的担，那位阿姨赶快找个没人的时候担着担子追上我，小声对我说：“你人还小，别担太满，像这样干会伤到腰的。”可我根本不把阿姨的话装进耳里去，仍然我行我素的继续拣最满的担子担。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阿姨的脸色显得有些难看，不过她还是耐着性子对我说了一句：“你怎么这么傻？像这么傻的人累死了也不会有人可怜的。”由于想当大人的虚荣心作怪，我这次还是没把她的话认真放进心里去。从那以后，那位阿姨索性懒得再理睬我，甚至见了面我叫她她都不想再回答我。我当时还觉得挺想不通的。
就这样，我好像当时在长航二厂连着干了二十多天，领到了20多元钱交给母亲。这好像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挣到的最多的一笔钱了。有了这笔钱，稍微缓解了一点儿家里经济的压力，同时也为我自己攒下了下学期开学时报名的学费。肩膀有时虽然感到有点疼，但一想到这些，便马上又觉得没什么了。特别是当母亲返回我5元钱做零用钱时，当时心里的那股高兴劲呀，就别提啦！
请别忘了，我那时仅仅才十一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