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枯柴一样的手抖索着，一层一层打开一个布包，一卷发黄的纸张展现在我面前。原来，那是政府五十年代颁发的一份房地产证。
半个世纪的风狂雨骤，颠簸流离，一张薄纸竟然保存得完整无损，可见老人是何等的弥足珍贵。
证书上，县政府方形大印骇然醒目，县长签名清晰可辨。房屋10间，宅基一亩零七厘，写的明明白白。昨天的历史，从白纸黑字之间扑面走来。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当年拿到这份证书的主人，在新中国阳光的照耀下，翻身当家享受着土改的成果该是怎样的一种喜悦！
然而，老人告诉我说，好景不长，没过多久，他家得到的这一切很快就失去了。后来的人们称五八年那场运动叫“刮五风”。土地，还有土地上的房产，一夜之间都入了“社”。他家分到的那处房宅地要建拖拉机站，老人全家被迫搬离。
那是不让人说话的年代，因为一切都是以革命的名义。老人的父亲到死都不明白，房地产证上明文注明：私有财产，任何人不得侵犯，但那盖有官印的文书，竟也有不算数的时候。
从此，老人全家一直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父亲临终前，把那张保存多年的房地证拿出来，交代儿子说，爹这辈子留下的财产，就只是这一张纸了。你们好好保存着，说不定哪一天政府还会还咱。
在之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老人和老人的两个弟弟，同所有生活在共和国广褒土地上的农民一样，一直在为填饱肚子而奋斗。饥饿年代，活命要紧，没人有心情去计较宅基和住房的事。但父亲临终时对那块宅基地的愿望，随那张压在箱底的土地证一起，一直藏在老人心里。
岁月蹉跎，世事沧桑，社会的发展像村后那条曲曲弯弯的小河，艰难而缓慢的前进着。当年的小伙成了老人，他们终于不再为温饱熬煎了，但还是没有一块真正的宅基地。
老人老了，老伴病逝，儿子年幼，在经济社会里他没有本事去发展经济，他唯一的能耐，就是守着几亩土地维持生计，老人一年的收入就是种地卖粮食那俩钱。镇上新开发的宅基地是要拿钱来买的，一处宅基要几万，那是老人想都不敢想的事。
五月的一天，我在镇上遇到了这位老年农民，他说他听人说起过我，求我无论如何去他家看看。看看他住的房子，看看他保存的证书。镇上的人小声告诉我说，这是一个疯癫老头，逢人就说这事。但老人眼神里那种近乎企求的目光使我无法拒绝。
老人的家是农村早年建造的那种木瓦结构的民房。低矮、破旧、阴暗。黢黑的土墙架着黑朽的木头，有一处还露着天，有一间已经倒塌。为了预防万一，老人住在一间搭建的棚子里。那地方原来是一道排水沟，周围地势要高出一、两米。老人说，去年镇里修路档了水路，每逢雨天，积水成塘，屋里屋外就浸泡在水里。出来进去，小腿深的水淌得哗哗响。
我看了老人珍藏的证书，看了他的住房，听了他的诉说，还看了当年分给他们的那块曾经给他家带来短暂幸福的房产地。那块后来成了拖拉机站的房产旧宅，紧挨着老人居住的窝棚，在历史的变革中几经兴衰，早成了倒塌多年的废墟。
老人说，他这一辈子就算了，但他要为儿子的将来着想。住在这积水成塘的地方，老人担心儿子连个媳妇也说不来。老人今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找一处高燥点的宅基地，给儿子盖几间像样的房屋，就死也闭眼了。
我跟镇长说了老人的情况，镇长深表同情。但他说，象老人这样的情况，不只一家，如果开了头，就不好收场。我说，新农村建设，不是专门规划有宅基地吗？镇长说，那是给有钱人准备的，盖起来也是给上级领导看的。问到那块早年废弃的宅基，镇长说，那是国有土地，他无权动用。要动也得经过检察院拍卖，谁有钱给谁，谁给的钱多给谁，不然要犯错误。
我又问县里主管土地的局长，局长说，那房地使用证由于历史的变改，早已失效。我说，国家“安居工程”没有失效吧。何况那老宅基的土地已是闲置多年的废墟，从扶贫的角度难道就不能变通一下？局长回答说，那是国有土地，废着行，给他不行。即使处理也要按程序进行拍卖。他又问，是你亲戚吗？我说，是不是有关系吗？他说，那块地如果拍卖，我们可以协调一下，让老人优先。我不再理他，我有点生气，老人有竞拍的钱还会住那样的地方吗？
镇上经济的确发展很快，新农村的样板房都是新颖别致的楼房，镇政府的门楼也早改建成了雕龙画鳯的仿古建筑，街道上也是彩砖铺路，路灯豪华气派，来视察的领导无不为镇上的变化而赞叹。但没人去注意，在镇上偏僻的一隅，老人一家（显然并非老人一家）仍然住在破烂的瓦房里，好像是被社会遗忘的角落。
当年的房地产证失效了，但老人对政府的信任和依赖仍然执着存在。老人不会想到，房地证上，那被他视为皇帝玉玺一样神圣的官印在历史的变改中已经一钱不值，没人认账了。
不远处，新农村欧式建筑的红色尖顶在阳光下闪烁。然而，在同样阳光照耀下，在一所土墙烂瓦的阴暗破屋里，一位老人苦守了一辈子，为巴望得到一处能安居的宅基，还在那里苦苦等待着！我真担心他那破烂的房屋能否耐过今年的雨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