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庐山，风和日丽，从莲花洞登山，个把时辰就上山来到花径公园，山上空气着实清澄，我突然萌发到白居易的庐山草堂去转悠一下，仿佛有一种牵引力，独自寻觅在花径小道拾阶而下，探访位于花径亭的西北方的莲池畔白居易草堂，偱着潺潺的泉水空灵声，绿树环绕三间草堂悠然而凸显眼帘，心境豁然清晰起来。
白居易草堂按原草堂“五架三间新草堂，石阶挂柱竹编墙”的建筑形式和风格而建。坐北朝南，木结构、草顶。堂前立有一尊白居易石雕像，其潇洒情怀凭借石质而再现于天地间。草堂周围环境也颇与原草堂桕近，堂前有一莲池，堂左有一小溪，堂后苍松翠竹，草堂内陈列着白居易的著作及他在庐山活动的有关资料。
1987年，庐山管理局在花径亭的西北方的莲池畔，将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北香炉峰与遗爱寺之间“其景胜绝”之处兴建的白居易草堂，让游人能一睹中国古代私家园林的风采。
草堂门口一方池塘，山间泉水源源不断地注入荷塘，池中养着睡莲红鲤，若是到了夏天，那必能赏到“鱼戏莲叶间”这入画的一景。人久在红尘中，诸多烦心事，闲暇之余，融进大自然，寻访悠久的文化名人的萍踪，也是远离了尘世的繁杂、洗净心灵的好方法。
原草堂名庐山草堂，亦称遗爱草堂，始建唐元和十一年(816年)。草堂在结构上极为独特，长宽大小力求随心愿，草堂与周围环境相和谐。其建筑工艺极为简单，房柱用刀斧砍削，不用油漆，竹编的墙壁，不抹泥灰。窗户用纸糊，幔子用萱麻织，一切力图不加修饰，充分展现出一种原始的自然美。白居易草堂虽然游玩多次，时隔十多年再一次重游草堂，此时此景，已经对白居易文化价值取向有了深刻理解和回味。我身心流连山水之间，收获是一颗宁静致远心境。庐山博大精深文化遗产应该向世人传承下去，从而为九江庐山旅游文化经济注入与时俱进的载体。身陷草堂美景之中，我拾一块安静处坐下，喝口自带绿茶，点燃香烟，缘着烟雾消失，思绪穿越历史的时空，一个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形象逐渐明晰在眼前。
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后迁居今陕西渭南县，他生活在唐朝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宦官擅权时期，他从小过着颠沛流离的困苦生活，使他深刻认识到社会危机和人民疾苦，也培养他比较注重实际和刚正耿直的性格。白居易29岁入长安考中进士，也就开始一生的仕途生涯。他站在中下层人民的立场，提出一系列进步政治主张，主张以民为本，节用爱民。作为封建社会士大夫无疑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同时也就遭到当权者排挤和打击。
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主张削平藩镇的宰相武元衡被剌死，御使中丞裴度被剌伤。白居易当时任左赞善大夫，上疏请追捕剌客，以越职言事，触怒了权贵，又遭人诬陷“不孝”，被贬为江州司马。白居易也就有与九江结下了机缘，为文化古城九江写下精彩一页。
唐代的地方行政系统，在唐代前期，采用州、县二级制。到唐代中期演变为道、州、县三级制，同时出现了新的二级行政区为府。州的最高长官为刺史，其下属僚佐主要有上佐、判司和录事参军。上佐指长史、司马，没有具体职事，辅佐刺史处理州事，但又往往成为安排闲冗官员的职位。白居易从中央京官被贬江州司马，他内心一定十分郁闷，不管怎么说，他曾经也是唐宪宗眼前才子红人。唐宪宗也算爱才，曾经连提拔白居易三级，白居易也很感激唐宪宗的提拔。而白居易为了减轻老百姓负担，仍然当面向皇帝直谏并指责皇帝老爷，弄得皇帝老爷心存芥蒂。唐先宪宗曾经对人说：“白居易小子，是朕抜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实难奈！”从此，白居易结束了三年谏官生涯。白居易三十五岁时写出《长恨歌》，从此名动京城，仕途一帆风顺。而在写《长恨歌》之前，他只是一个小县衙里的寂寞小官吏。他没想到十年之后，又是以一个左迁之官的身份贬谪九江，就这么从人生和仕途的高峰跌落下来，他心里也确实不是滋味。实质上，在中国历史上，总存在执政为民，还是执政为少数人纷争从来没有停止过。白居易有点不知天高地厚，还不懂封建官场潜规则，封建社会其本质就是家天下，你想损害皇帝权贵的利益，皇帝提倡的仁政只不过是欺骗老百姓幌子，一旦侵蚀了皇族的根本利益，白居易就是再有才也得晾到一边去。
据说当今现实社会有个地方官就指责下级：“你是向党负责，还是向老百姓负责？”这位官员就忘记了共产党职责就是勤政为民，他把向上级负责和向老百姓负责割裂开，作为下级只能向上级负责，为权力服务，这岂不是成了党天下，这就执政理念的分歧。中国官场始终存在也就是为多数人服务，还是为少数人服务的执政观念。白居易在唐代政治混乱中后期能做到为官一方，造福一方，为官清廉，也实在是难能可贵。事实也证明白居易是个好官，后来白居易在忠洲刺史和杭洲刺史，以及苏州刺史任上做实事办好事，甚得当地老百姓爱戴。在忠州，他整顿地方行政，奖励生产，放宽刑罚，平均赋税，把当时的豪门地主不纳税的格局改变过来。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上建白堤，利用西湖蓄水功能灌溉良田。白居易在苏州刺史任上也很努力地工作，真可谓鞠躬尽瘁。最后身体吃不消才要求离任北上，苏州城里黑压压一片人哭着送别这位长官。刘禹锡的诗句“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虽不免夸张，但白居易的政治功绩却是无可争议的。比较现在一些官员为官造福自己要好百倍。而白居易在九江是个闲职，也就无所作为，甚至还有些逃避现实消极思想。
草堂东面有一股瀑布，水悬米余高，灌入石渠中，水声如抚琴瑟，我置身其间，在自然与现实中辗转，恍若进入一个忘我境界。人生有时很无奈，古人如此，现代人也一样，纵有达则“兼济天下”美好理想，如果没有施展天地，也就谈不上有所为。白居易后期进入了“独善其身”时期，也就是从贬谪江州开始，再也没有向贵族权势作斗争的勇气。后来白居易仕途一帆风顺，最后以刑部尚书致士，做到正二品高官，却再也没有写出好作品了。
白居易贬谪江州司马，江州也就是现在九江市，洲辖县，洲司马就相当现在九江市行政的级别，州官最高行政长官是刺史，白居易只是协助刺史处理一些事物。他从中央到地方，起码要担当一把手，因为得罪了皇帝老爷，只是安排一个闲职，白居易贬江州才四十四岁，正是年富力强年龄，又是从歌舞升天的繁华京城，下放到“浔阳地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