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四月父亲被人从煤矿抬了回来，听大人说是被塌方淹埋了，幸好拣回了一条命，但脊椎断了。父亲上煤矿是被生产队上派去的，父亲挣的钱都要上交到队上抵工分。那一天，几乎全村的人都围在我家门口，我看到妈妈用衣袖摸着脸上的泪水，我知道我的本来就很贫困的家又陷入了困境。第二天，妈妈站在房门口对我们说父亲有话要跟我们讲，从妈妈那双脓肿的眼睛中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父亲让我们兄妹三人中必须有一人放弃上学，来帮助妈妈干家务和农活。我们谁都没有出声，只是都低头用手搓着衣角。大哥是家中的独子，我与小妹是父亲出的选择题，最后父亲要我们第二天做出答复，说话时父亲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一年小妹八岁，哥十五，我十岁。
早晨起来，我听到妈妈对父亲说小妹背着竹筐上后山了，隐隐地我还听到了父亲长长的迷惘而沉重的叹息。那时我只感觉自己获胜者了，穿上那双早已漏出脚指头的发白的红布鞋，匆匆地背上书包去追远去了的大哥。路过村口时我看到一个小姑娘背着竹筐倚在山顶的小树傍，手指放在嘴中怔怔地看着远处的学校，但我不知道那是小妹。晚上回家后，大哥把我拉到屋后的小窑里狠狠地打了一顿，但我却没有哭，其实坐在课堂的本该就不是我。
于是每天小妹那双稚嫩的小手除了帮妈妈做家务外，早晨和傍晚还要背上竹筐到山沟里拔猪草和拣牲畜的粪便，猪草是喂养自家猪的，粪便自然交到队上换取了工分。割草、喂鸡、集肥，小妹的身影总是像个大人似在房前屋后忙得不亦乐乎，也许是体力的透支和营养缺乏的原因，第二年的夏天小妹头上那细细的羊角辫也慢慢地变黄了。
与大哥相继考上山下的中学时，父亲的病还是没有好转。妈妈不放心让我们走夜路，咬着牙给我们俩租了一间月租十元的窝棚似的小房子。每周小妹除了帮父母生火做饭、喂猪喂鸡干农活外，还得步行五公里下山为我们送馒头，那是一条大人都难走的崎岖的山路。记得有一次，小妹为了不让我与大哥挨饿，多背了比平时多一半的馒头，包太重了，压得弱小的小妹磨破了脚，我不当没有替小妹包扎那鲜红的血，还大声骂小妹是笨蛋，可小妹却只悄悄地说“姐，你别生气，以后我会小心的”，那唯唯懦懦的样子默默地印在了我的心中。也就在那一年，懂事的小妹买去了她用磨破的手指编织的十个箩筐，为大哥垫付了考上大学的费用。家里人谁都知道，那是她集攒了三年多的准备以后卖了作嫁妆用的宝贝，她知道她的嫁妆只能由自己来准备。我对父母说要放弃学业，而小妹却哭了，像个小孩子似地求我“姐，你上吧！我们会有办法的，姐求你了……”那时我才真正发现小妹求学的欲望是多么地强烈，她是多么希望能考出那个贫困的永远也不知道汽车是啥样的山窝窝，多么希望像妈妈说的考到山外去吃小麦面馍馍和穿皮鞋，但为了我与大哥，才八岁的她懂事地像个大姐似的尊重了父母的选择。那一夜，我的心在插刀，血染红了我家门前那条小妹采猪草时踩出的小路。
后来，大哥考取了本校的研究生，我也考上了比大哥更远的大学，走了，而小妹却订给了后山那边的小山村，那一年小妹才十七岁。订下小妹的那一家其实也很穷，小妹对媒人说让他们拿来两千元钱，媒人走后妈妈大哭了一顿，那一夜小妹缩在炕角一晚上没支声，眼睛死死地盯着炕桌上那盏忽明忽暗的煤油灯。订婚那天父亲把他反锁在了屋里，院墙内外响起的都是他用拐杖敲打炕沿的声音。走在末名湖傍的我身上穿的全是小妹订亲换来的衣服，一闭眼，我面前晃动的都是站在山坡上的小妹和她那被家乡的溪水洗白了的风中飘动的衣角。走的那天早晨，小妹背着竹筐追到山梁边，大声对我说“：姐——给我来信，别忘了来山里接我……”那时我所能做到的只能以勤奋换来导师最好的评价，而后寄给远方那深山里的小妹，并说我一定攒够两千元钱，去把她接出来。
又到了山花开的时候，在外乡四年的我收到了妈妈托人写的信，说小妹穿上大红袄被花轿抬过了咱家门前的那道山梁。小妹走时三天没有吃过一口饭，但她始终没有哭，只给妈妈留下了四十个大箩筐，那时的小妹才二十一岁。那一夜，我第一次在四溢的啤酒泡沫里麻醉了我自己。
毕业分配后第一次回家，我同妈妈爬过了那道隔着小妹的山梁，其实妈妈也因父亲的病从来没去过小妹家。那矮矮的石砌墙、矮矮地石砌房、小妹瘦弱娇小的身子站在里边惊奇地看着我，而后强装非常幸福地给我与妈妈煎了她从不入口的唯一的四个荷包蛋。那时那刻看着小妹空徒的四壁，我的心滴血了，全身战粟起来，就如十二年前大哥打我的夜晚。妈妈说小妹在结婚前要回娘家的聘礼，足够她在那个小山村还上一辈子，更何况那是一个封闭的、贫穷的、连架子车都无法拉上去的小山村。我强忍着在眼中打转的泪花吃下那几个荷包蛋，放下我用工作后第一个月的工资给小妹买的一件红棉袄和两束新采的小妹最喜欢的黄色的野菊花，匆匆地走了。那天小妹要留我与妈妈过夜，可是，面对小妹生活的困境，夜在我的眼中变的遥远起来。村上的人都说是我们的这个家给了小妹这样的生活，但我知道那是我太无知和自私的成果，是我夺走了本该属于小妹的生活。我只能离去，从小妹的家中匆匆地，匆匆地。
以后的几年中，我把工资按月全部寄给了妈妈，我知道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小妹的家搬出那个小山村。后来的一天，收到妈妈托人写的信说：“小裳，你的小妹病了，她很想你，你来接她吧！”，多少年的记忆被风再一次吹起，晃在眼前的总是小妹那矮矮的石屋、石墙和那瘦弱娇小的身子。急忙处理完工作上的事，我踏上了归乡的路途，我想一定要把小妹接出来，连同她那深山里的丈夫。那一刻，我是多么激动，坐在车上看着山雀在树林间欢快地飞来飞去，我想如果小妹知道了一定比山雀还要高兴。
九月的天完全黑下来时我才爬完了回家的山路，拉开门，映入眼帘的却是小妹那清瘦的被黑纱围着的照片，那是小妹今生照的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照片。头痛欲裂，山崩地陷，我像泥样瘫软在了地上，剧烈的痛楚来时我的眼前缥渺了起来。醒来后大哥说小妹怀孕了，是因严重的营养不良造成的重度妊娠高血压和缺钾性贫血综合症引起了心脏病发作。刚开始，小妹只是感觉困乏和厌食，村里“赤脚医生”诊断小妹是“害喜”了，婆家除了高兴再也给不了什么。过了一月，小妹开始日益恶化：腹痛，下体浮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