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的水井似乎离我很远，因为我在小城铁山住了将近20年，一直不曾见到它，如果看见，那只能在意念中，或者梦境里……
乡下的山路似乎离我也很远，因为我在小城铁山住了将近20年，因为杂事缠身，去大冶的“贵人村”——朱家山头的次数也不见得很多，但那路、那乡亲，总让我怀念，这怀念宛如诗意，宛如美感，萦绕在心头。
在大冶的乡下，有很多的水井，这水井的水清冽甘甜。水井一般都是自己村民挖的，离村子不远。我记得大冶的“贵人村”——朱家山头就有一口水井，在村的南方山脚，湾子的乡亲叫它“堰尾”。井方口，常年井水清亮，不见干涸。再调皮的小孩子是不能往井口扔杂务的，如果谁敢于妄为，等待的绝对是暴打一顿。
小时侯，我在朱家山头生活，比抗日战争还长，所以这村子的大小事情我见过不少，朱家山头的老屋在上世纪70年代基本还保存得很好，那高大气派的徽式风格的明清时代的建筑，我在去江西、安徽等地旅游时，尽管也见过，但始终没有见到朱家山头那么充满古典韵味的老屋，山脚下的朱家祠堂有戏台有客房有守更人的住宅，后来改建了向阳中小学（现在，它叫朱山小学），简直就是对文物的公然践踏和蹂躏。如果老屋真有灵魂，不知道它将怎样悲泣？
之所以我介绍老屋，是因为从这老屋走出来的村民气质明显不同于他处。不管怎么穷困，“贵人村”的成年男人或者女人都有那么点贵族气质，天然的高傲，一派见过世面的派头，还有隐忍热情大度豪爽刚毅等，母亲对我说：“大湾子容易出大人物，小湾子很难出大人物，多半与多年的文化传统有关……”母亲是幸运又是不幸的：她幸运的是她出生早，是外婆的长女，读书没赶上“文革”，她读过中专，在兄弟姐妹中她读书最多；她不幸的是她上班遭遇了“文革”，因为是外婆家是资本家的阶级成分，她的“铁”饭碗被那时代无情给摔破了，母亲痛哭过忧伤过，但她最终能乐观面对困境，到老年时心境就基本平和了。
当我回眸往事时，我总忘记不了朱家山头到太和的那段漫长而蜿蜒的山路，步行得两个多小时。小时侯，我最厌恶的就是那山路。晴天还好，雨天或者风雪天，弄不好就摔跤……那时做身新衣服难，母亲心疼的前，整天算计的也是家庭的赶礼用度。弄脏了新衣服，轻则骂，重则打，走这样的路自然没有观赏景物的兴致了。
但开心的时候也有，父亲放假了，一家四人去外婆家。走在这山路上，走走歇歇，像散步，累了，父亲讲故事，给点饼干社么的甜甜嘴，就感觉这山麓这小溪这池塘这沿途的湾子都很美……那时，父亲很能讲故事，他年轻时还当过专职音乐老师，教我唱民歌教我唱革命样板戏，一路欢声笑语，不知不觉就接近了外婆的湾子——朱家山头。父亲的心一直很细，每次带一大搪瓷缸子，白底，缸子外壁有“为人民服务”的字样，在山边的水井处，用缸子舀水洗脸，洗去岁月的风尘；用缸子舀水畅饮，品尝山村的诗意……然后，一家人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外婆家是后院，顿时，外婆家热闹起来了，树上的喜鹊也“恰—恰—呀—”地叫起来。
父亲每次去外婆家就帮着做家务，还去挑水。做家务，外婆一般阻拦；但挑水，外婆一般不阻拦，但只让他挑一担，决不让他挑第二担。朱家山头过去似乎有个不成文的习俗，不论是新女婿还是老女婿，在身体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在老丈人家是必须要挑水的。外婆家离“堰尾”的水井大约500米，挑一担大水桶水最少在120斤以上。我看到作家东方樵写自己年轻时在朱家山头挑水差点累趴的散文就感到悲凉：因为他人高马大的尚且感到艰难，我个头中等的父亲该是多么费力。然而，父亲每次硬是咬牙把水担回来了，而且他从来不歇息一下，脸上带着谦恭的笑颜……从“堰尾”回家最艰难的是有段石板路，大约30多个台阶，一口气空手走都累，更何况有“沉重”的担子，然而父亲那时瘦瘦的，我后来也尝试过挑了一次，真累，中途歇息了一次，肩膀压得酸疼。三舅舅调侃我：“你爸爸吃过苦，而你没有，这就是区别……”应该说，父亲挑水很有水平，尽管走得不如朱家山头的村民快，但脚步稳当，两头水不会荡出多少，回家时，水桶放下，提起，满担井水倒进水缸，发出好听的“哗——”声，然后，他坐在椅子上与舅舅们说些闲话。
朱家山头的水井现在基本用得少，其他的乡下湾子也基本一样。现在，朱家山头早用了自来水，这其中还有我大舅舅和三舅舅为这事“跑”了很长时间，费心受累，自己倒贴了不少路费，但一想到是为大湾子做善事，他们就觉得再累再苦也值！
与父亲聊天，说到水井的荒废，说到山路的拓宽，说到老屋的消逝……父亲说：那些经历也是财富哦，尽管时代发展进步了，但吃苦耐劳等这些意志品质还是不能抛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