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贤走了两年了。
他是得肝癌死的。我一直想不通，他为什么会得肝癌？他父母均享高寿，没有家族病史；自己不能喝酒，烟也早就戒了，没有不良嗜好；夫妻和睦，子女也没有让他太操心的；生活在泰安这样的城市，环境不错，污染很轻——到底是哪方面原因能让他得此绝症呢？
然而，无论怎样，他的确是带着对亲人、对工作、对生活的深情，恋恋不舍地走了，而且已经走了两年了。尽管我还常以为他仍然活着。
树贤姓毛，老家是潍坊，五十年代，他的父辈作为技术骨干被调到宁阳印刷厂，从此他也成了宁阳人。
我和树贤是枣庄师专的同学。我们的上学，颇有戏剧性。1978年高考，我们语文单科的成绩都很优秀。但由于总分不高，对能够录取已不抱希望。其他考生陆续入校后，我们又意外地接到通知，录取到枣庄师专学习。但开学时间推迟了一个学期。此前我们并不认识。我当时在招办看到同去枣庄的还有本县一个叫毛树贤的，就去县印刷厂找他。他年龄长我三岁，这时已有十年工龄，育有两子一女。我们约定春节后同时去学校报到。
当时枣庄师专78级中文专业只有一个班，所以我们自然是同班了；他在四组，我在三组，因为分组是按纵行划分的，我们又是同桌。两年中位置一直没有变。
树贤没有上过高中，但读书颇多，语文功底很厚实。各门功课中，我最喜欢古典文学，他最喜欢文艺理论。我们的学习一直是在互相切磋中进行的。当时还没有配套的师专教材，我们不满足于老师的讲义，就从外地购买了本科教材，参照阅读学习。除了星期天偶尔去市里书店看看买几本书外，我们的时间都是在上课和课外阅读中度过的。因而我们的学习成绩一直在班里稳居上游。
那时上学不用交学费，还发给生活费。但是家里能给点零用钱的也不多，因为刚经历了十年动乱，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贫穷到了极点。农村同学出来上学，家里就少了主要劳动力，生计更加艰难。树贤则不同，那时候他是带工资上学的，但也只有三十几元，带工资上学的就不再发给生活费。这点工资要养家糊口，还要买书零花，也难免捉襟见肘。尽管如此，我们的学习生活也不乏乐趣。到了星期天，树贤偶尔买上一包一毛五分钱的“普藤”牌纸烟，让大家过过瘾，竟也觉得其乐无穷。
受鲍延毅、王希文等几位严师的影响，我们都很少参与其他活动，一门心思读书。读书这件事说来奇怪，读书少的时候往往觉得自己很有知识，但读得越多却越觉得自己知识贫乏，越想尽量多读。那种感觉，真叫如饥似渴。多年后我们交流起来，还很怀念那种废寝忘食的读书生活。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新汶一中任教，他则回到宁阳在实验中学工作。我回家时还与他偶尔一聚。1984年，我调回宁阳一中任教。1986年，我向学校建议把他调到一中。当时有的领导怀疑他没上过高中，基础是否扎实。我介绍了他在师专学习时的情况，打消了领导的顾虑。从此我们又成了一个教研组的同事。工作之余，他还搞点文学评论，主要研究对象是孙犁和戴厚英。先后有几篇评论文章发表在报刊上。我们还合作过一篇对孙犁作品《荷花淀》与《山地回忆》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
1989年，市教研室打算调我去当教研员。我当时考虑家庭实际困难，没有应允。但向教研室领导极力推荐了树贤。不久树贤调往泰安，开始了语文教研员的生涯，直到患病去世，终年仅54岁。他才调去时，我还去过他家几次。后来我走上领导岗位，经常忙得不可开交，除了他们来视导检查时见上一面外，就很少有单独晤谈的机会了。
树贤是个很老实的人。他干什么工作，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什么工作之中。所以，经手过的工作都能干好。他不善交际，也不善于表现自己，说话快一些时略有口吃，争论问题时喜欢较真，但总是与人为善。他没有敌人，也少有知心的朋友。他总是在默默地尽着自己的本分。
树贤还很单纯。我在新汶工作时有一次回家在他那里小酌，我喝半斤左右，他一杯陪到底。看到他的儿子大川在一边玩耍，我想玩点幽默，就说：“大川同志也来入席吧！”他竟很诧异地说：“你喝醉了么？那是咱儿子，你怎么叫他‘同志’呢？”多年以后，他还常对别人说起我喝醉了酒和他儿子称同志的笑话，其实他不知道我喝酒几乎从来没有醉过。我也不和他分辨，只是觉得他憨厚得可爱——二十多年了，性格竟没有一点儿变化。
本来想退休后也到泰安安个家，能经常去经石峪边、黑龙潭畔与树贤闲坐神聊，没想到他却匆匆离世了。他去世时，我正在南方出差，竟连他的葬礼也没能参加。人生无常，总是有许多遗憾。
同窗已远去，此情长悠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