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春上，祖父在去香山庙会的路上，突发脑血管病，后痊愈。祖父除了日常的复健之外，撰写回忆录成了他的主要工作。用祖父的话说，把自己一生的所有经历写下来，让后辈人知道自己都干了些啥。
祖父小时候干庄稼活，吆骡子驮炭，没机会上学。后来是在二爷逃学那年顶替名额上了几个月的学，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扫盲，隔三岔五上了村里的扫盲班，总算是基本能识字了。从此他一生再没有上过一天学。祖父的文化水平仅此而已，也就是说相当于小学文化水平。这便是祖父的学历。
多年以后，年迈的祖父向我讲述了他第一次上学的过程，二爷哭着不去上学了，老人再三说，他也不去念，学费、粮食都给学校交了，便让祖父去上。说起码将来会写自己的名字，就去罗寨念书。但学校吃饭太贵，又让去陈炉念书，前后不到一年。十月初十，陈炉镇北堡子仗正打的激烈。第二天就和当时的校长周家村的刘天秀一起回来，在他家吃过晌午饭后就回家了。老人说，念上一整不准啥，世事都乱成啥了，还念书，就不去了。
在我的印象中，从祖父往上三代人，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只有祖父能勉强的把报纸读下去。祖父也许是受够了干庄稼活的苦，下狠心要把儿女们供给成先生，读书、写字，那怕自个吃糠咽菜喝凉水。祖父在生活困难的情况下，让七个儿女都中学毕了业。尽管最后只有伯父上了大学，但用父亲的话说：“大把该做的都做了，考不上学只能怪自己没本事，怨不得别人。”
我曾见过祖父写给伯父的一封信，半页纸的信，中间连涂带改，错别字夹杂，语句半通不通。这对于只有小学学历的庄稼汉的祖父来说，却实属不易，也难为他老人家了。尽管伯父是作家，但执拗的祖父还是坚持自己写履历，前前后后写了三次。“我手写我口”，这是祖父写东西的原则。直到今年初，才将自己的作品交给伯父，让其整理。尽管祖父的作品只有千把字，仅仅是个流水帐而已。
作家，在上个世纪曾一度是个高尚的职业，一般人可望而不可及，曾孕育出一大批被称为文学青年的爱好者。进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人们思想意识的开放，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文化形态也呈现出各式各样。许许多多的名人开始出书，许许多多的草根阶层也开始加入这一行列，通过网络来发表自己的作品。这种情况下，写书已不再是作家的独享权利。
尽管祖父水平有限，但他依然坚持还在写。在记录自己的同时，也在记录着那段远去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