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施耐庵，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讲述了啸聚山林、替天行道的故事，在百姓的心中立起了梁山“好汉”替天行道、保境安民、除暴安良、劫富济贫的形象，而近年来传唱大江南北的“好汉歌”更让人热血彭湃，彷佛人人都生出了侠肝义胆，豪迈地“路见不平一声吼”，似乎水泊梁山的一百单八将个个都是令人仰慕的英雄。其实不然。当你细细品读《水浒传》，你会发现，强盗逻辑贯穿了这本书的始终，梁山“好汉”个个都是魔鬼。
虽然作者以最大的艺术魅力，刻画了一百零八位梁山“好汉”们的正义形象，金圣叹也用“一部水浒，一百零八人总赞”评点了“好汉”们的侠士风范，几百年来读者也认可了梁山“好汉”们的义气豪情，认可了梁山“好汉”们率性而为的性格。但是，水浒的开篇就已经告诉了人们，啸聚在水泊梁山上的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是被大唐洞玄国师封锁在伏魔殿里的妖魔鬼怪，并且告诉人们封锁在伏魔殿里的这些妖魔鬼怪，“若还放他出世，必恼下方生灵”。试想，一群曾经的妖魔鬼怪下凡到了人间，竖起的“替天行道”大旗，能真正的去“替天行道”吗？不能，因为他们虽然投了胎、成了人，但妖魔的本性没有改变，他们依然是魔鬼，而不是人。
这群原本是魔鬼，脱胎变成的人“好汉”们，在人间他们是“强权即公理”的推动者，是世道不公的罪魁祸首。在这群“好汉”中间，既有地方的恶霸，又有乡里的地痞，既有市井的流氓，又有占山大王，既有黑白通吃的政府官员，也有恃强凌弱的强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禀性生来要杀人”。他们杀起人来可以不分青红皂白，可以心安理得，可以有滋有味；杀起人来可以没有什么借口，可以没有什么理由，有时“连追求正义的幌子都没有，完全是为蛮荒的嗜血心理所驱使。”他们“天生一片杀人心”，在他们的眼中，神圣的生命不值一文。他们为了“消食”可以“发擂”似的砍翻男女老幼，为了夜晚的照明可以用无辜客商尸体的肥肉“煎油点灯”，为了在醉酒中早点醒来可以用无辜客商尸体熬制“醒酒汤”，为了最大限度地赢利可以肢解无辜客商的尸体作包子的“肉馅”，为了自己的快活可以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直杀得“心满意足”方才罢休，为了图个杀得手顺，杀得快活，可以“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血流漂橹”……
他们个个魔性不改，打着劫富济贫的幌子，干得却是贪财好利的勾当。且不说打渔为生的阮氏兄弟羡慕“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的生活，也不说浔阳江边搞摆渡的张横“来也不认得爷，去也不认得娘”，“不爱交游只爱钱”，更不用说为了攫取钱财而盗人坟墓的时迁、杀人越货的张顺、打家劫舍的鲁智深、开黑店的孙二娘……单说那些个曾在官府任职的官员，一个个也是贪财好利之人。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向弱者敲诈勒索，可以把稍有不从者打得皮开肉绽，可以为了钱财而劫杀过往的无辜客商……就连他们的“义气”也是建立在势利、金权之上的龌龊的行侠仗义。试想，如果不是因为晁盖拥有地方上的势力，宋江会“担着血海也似干系”而给朝廷要犯通风报信吗？如果不是因为知道宋江“以银子一物买遍天下”，在清风寨当副寨主的花荣会想方设法窝藏杀人犯？掌管一方治安的郓城县都头朱仝会故意放走杀人犯？就连武松醉打蒋门神，也是在金钱的驱动下而“为朋友两肋插刀”，根本算不上行侠仗义，最多也就是一个恶霸打了另一个恶霸……
人们都说梁山的“好汉”们“光明磊落”，但细细品读水浒以后你会发现，“好汉”们既不“光明”更不“磊落”，而是卑鄙无耻的小人，所谓的光明磊落只是后人给他们贴上的标签。人家关胜本是政府军的高级军官，有着万夫不当之勇，但在“好汉”们的卑鄙手段下落了个家破人亡；花荣本是一安分守已的政府官员，有着清正廉明的口碑，但在“好汉”们的无耻伎量下被逼得走投无路；卢俊义本是大名府的乡绅，过着安逸舒畅的日子，但让“好汉”们算计得欲活不能欲死不成……
人们都说梁山的“好汉”们都是“英雄”，“英雄”得要么不近女色，要么好色的到了原始野蛮的地步。但细细品读水浒里每一个“好汉”的行径，你会发现，不近女色的“好汉”，个个都是仇视女性的变态狂。他们变态得以“手到处青春丧命，刀落时红粉亡身”为自豪，变态的看到和尚道士与年轻女子在一起便生杀机，看到恋爱的男女在一起就要砍下人家的头，变态的让鲁智深因为救了女人而作不了和尚，变态的林冲的老婆因为美貌而累及了全家，变态的让杨雄的老婆出了“墙”……而好色的“好汉”，则“该出手时就出手”，明目张胆地下山抢劫上坟的妇女，逼迫平民百姓家的女儿给自己作压寨夫人，甚至杀掉不从者的全家……
细细地品读水浒，我发现，梁山上没有“好汉”，水泊里没有英雄，替天行道的杏黄大旗上，写满了凶残暴戾，写满了人类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