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李建利老师给了我两个账单，一个是做脑CT用去160元的账单，另一个是十二天来输液和吃药花费520.80元的账单。
我把七年级二班的三个学生——孔祥坦、孔祥林和洪威，叫到办公室，让他们分别看了账单上钱的数目之后，对他们说：“账单来了，所需的数目，你们也见了。按照原来和你们父母协商的医药费均摊的原则，你们回家把具体情况告诉你们的父母，再每人带227元钱来，赶紧把事情了了，把心思转到学习上来吧。”
他们三个传看完账单之后，一个个耷拉着脑袋，像霜打的茄子，等着我继续给他们训话。因课间撵着打闹玩耍，无意中把别人碰伤，却要赔人家这么多钱，值吗？
事情还得从两个星期前说起。
那天，也就是第二节下课后，孔祥林和洪威，叫嚷着，把孔祥坦追出了教室。孔祥坦出了教室门，在楼道里，向东一路狂奔。恰巧，七年级三班的孟雨，从前门走出教室，躲闪不及，被孔祥坦猛撞了一下，向后一栽，平摔在水泥地上。后脑勺上，瞬间起了一个大疙瘩。把孟雨疼得咧着嘴直哭。
李建利老师怕出意外，把孟雨的母亲叫了来。家长一看，孟雨的后脑勺起了一个疙瘩，不太大，也没出血，那一颗悬着的心，才算有了着落。我的学生孔祥林恰好和孟雨是小学的同学，他看见孟雨的母亲来了，便主动走上去，向孟雨的母亲道歉。孟雨的母亲，对孔祥林说：“没事的，又不是故意的，这疙瘩过两天就会好的。”
当时，我因去教育局送材料，对这事是一无所知。三位肇事的学生，自然不敢主动去向我交代问题；李建利老师以为事情已经处理了，也就没再向我提起。
可是，第二天，孟雨的母亲，又找到李建利老师，说：“情况有点不妙，孩子头上的疙瘩越来越大，出了血，还一直头疼。我去给他做一个脑CT看一看吧，别真的出了什么事。”
说完就把孟雨带走了。
直到下午的第二节课，也不见孟雨来上课。李建利老师感到有些不妙，才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向我叙述了一遍。最后，他摆出了自己的担心：按道理讲，如果只是去做个脑CT的话，孟雨早该回到学校学习了。可他一直没有来。她母亲又没有手机，根本联系不上。莫非孟雨真的出了什么事？毕竟，伤碰在后脑勺上，后果无法猜测。
他这一说不要紧，可把我也急坏了。毕竟是自己的学生惹的祸呀！如果孟雨落下什么毛病，我班里的三个学生必须承担全部的责任。而三个学生的家长，还一无所知呢！
我赶紧和李建利老师商量对策，合计来合计去，结果是，在学校里，干等孟雨的消息也不是办法，必须请三位肇事者的家长过来，看他们怎么说。
事不宜迟，我分别给三位家长通了电话。一听自己的孩子撞伤了人，家长们都放下手中的活计，往学校赶来。
半小时后，三位学生家长到齐。我们把目前孟雨的情况，向他们做了简短的说明。家长们一直同意，赶紧去孟雨家看一看。以最主动的姿态，做最坏的打算。
我和李建利老师，和三位家长一起，备了一份薄礼，匆匆赶到大郭集孟雨的家，三个肇事的学生中，只有孔祥林随行，因为他要骑车带着他的母亲。
没想到，好事多磨，不好的事，往往更多磨。孟雨的家是找着了。可是，我们却吃了一个闭门羹，任你喊破了嗓子，家里一个应声的都没有。
莫非，孟雨的母亲，带着他去医院检查，还没有回来？这可是我们最担心又最不想见到的结果。如果真是这样，可就麻烦了！
相信，在默默等待的那段时间，三位家长的心，一定更沉重！
直到孟雨的邻居，告诉我们说，孟雨的母亲已经从医院里回来，现在去学校送孟雨上学去了，我们才松了紧皱的眉头。
很快，孟雨的母亲，便回了家，非常热情地招待了我们。从她的口中，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孟雨的碰伤发了炎，在村卫生所输上七天液就没事了。
三位肇事的学生家长，都一直说，孩子没出什么事就好。他们主动向孟雨的母亲要求，孟雨的医药费用，由他们三家均摊。其实，这应该是最好的结局了。孟雨的母亲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回来的路上，我问孔祥林：“老师经常教育你们，不要在上学期间，打闹撵着玩，看你们不听话，出了这档子事。后悔吗？”
孔祥林低下了头：“后悔了，老师。”
现在，账单出来了，每位学生的家长，必须拿出227元钱，来为人家付医药费，好在，人家孟雨同学，也只是受了点轻伤，如果真的落下什么后遗症来，又岂是227元钱所能补偿得了的？！虽然，现在的农村家庭，也比较富裕了，可227元钱，也不是一个小数目，要他们的每一个母亲，做一个星期的苦零工，才能挣得回来！
记得，我曾经在以“关注生命安全，创建平安和谐校园”为主题的班会上，给学生们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世界上，只有一种药没地方买，请问：它是什么药？”
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后悔药。”
尽管，我们已把校园安全的注意事项，列入了班级日常规范化管理的内容，并通过各种宣传渠道，不断加强学生的生命安全意识。而这起本不该发生的事件，却还是发生了。这又该去怪谁呢？
为什么学生们总是习惯于把班纪校规，和老师平时的谆谆告诫，当作耳旁风，等惹事的石头，砸到自己的脚，才知道疼呢？
通过这个事件，但愿学生们，已在思想上做了深刻的反省，并吸取了它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