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将又称麻雀牌，始于清代。毛泽东曾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一是中医；二是曹雪芹的《红楼梦》；三是麻将。他认为打麻将存在辩证法和哲学。手中最坏的牌，只要统筹调配，安排使用得当，会以劣变优，以弱胜强；如果胸无全局，调配失利，就是再好的牌，也会转胜为败。通过麻将，他告诉我们：善于分析合理调配，可“撒豆成兵”，“化腐朽为神奇”，最终大获全胜；胡乱一通，即使“兵多将广”，也难保“江山永固”。
有人说麻将是中国的经典文化，显示其独立作战的能力，能赢就是胜利，能赢就是英雄。的确，打麻将是一种非常需要技术和技巧的娱乐，似我等脑筋迟钝者，还真是玩不转那东西。麻将高手说要打好麻将，必须盯住对家，顶住上家，卡住下家，自己不和，也不能让别人和，最起码可以平分秋色，自保啊。要做到这一点，是极其不易的。
我不打麻将，主要是因为我的反应太慢，跟不上别人的速度，影响到麻将的节奏。一赶快就不知道该怎么出牌了。连自己的一副牌都照顾不过来，更不要说去揣度上家和下家的底细。既不知己又不知彼，这是历来“兵家”大忌。如果盲目参与，弄得自己疲于应付，就好像一个不会演戏的人，去参加演一场戏，“人吃了亏，戏没有演好”。打麻将本是一种乐趣，搞得自己烦恼遍生，又影响大家伙的情绪，还是不参与罢。所以每逢牌局，只好作壁上观，即使观战，也不知道都看了些啥。
记得上次回家，应市作协宋主席邀请相聚。原本主席他们正好四人一桌修长城，其间一位有事出去，要我替他几圈。在这种三缺一的情况下，如果我坚不上场，就有点“伤天理”了。无奈，只得硬着头皮上去。我不知道麻将基本规则，连抓牌都是丢三拉四，更不知道怎样才算胡，每次都得请上家“相逢是首歌”帮我看，告诉我打什么牌才可以胡。几圈下来，觉得头晕脑涨，无暇应付。自己受窘，别人也等得很是无趣。好在宋主席他们都是真君子，未有计较。有事的那位不久便回，我总算得以“解脱”。
我羡慕那些打麻将的高手，临机应变，出手迅捷，有如诸葛亮轻摇鹅毛扇谈笑用兵。看那种泰然自若，稳操胜券般的高手出牌，简直是一种享受。据说徐志摩不仅诗写得好，还是麻将道中的高手。
著有三千万言的章回小说家张恨水也爱打麻将。闻说每天晚上九点，报馆来索稿的编辑便排队在张恨水家门口等候，张恨水低头在稿纸上奋笔疾书，数千字一气呵成，各交与等候的人。有一次，他在麻将桌旁上了瘾，报馆来人催稿，他左手麻将，右手写稿，麻将、交稿两不误。真是一大奇观！
但我想，能达到那种境界者，可谓少之又少。凡俗的小老百姓，能娱乐一下也就够了。
打麻将如果仅限娱乐，玩个情趣，倒是一件雅事。怕就怕以此作为工具，附上赌资，就不妥了。有人说偶尔玩之，还是无伤大雅。的确。但如果打麻将成瘾，好赌成风，就不能称之为好事了。更何况，几个有麻将瘾的人凑在一起，很容易成为赌友，而一旦成为赌友，上了牌桌，就很难再谈交情。看过很多在牌桌上翻脸甚至大打出手，致昔日好友成冤家的事情。还听闻很多在赌桌上因借“资”太多，以后天各一方再不相见的朋友。
港产片里多“雀王”“赌圣”，那种一掷千金的豪放、赢得几百万元的气势，羡慕死那些意气风发的少年。但事实与影片中却是两回事，谁也不可能籍此成名富甲天下。否则，澳门称之为“赌城”，怎不见得如体彩、福彩中大奖的人频频见诸报端？虽然如此，国民麻将成风，却是不争的事实。酒楼、茶馆，没有麻将则生意难见好；小区、活动中心，没有麻将，人气都不旺；就是路边、街头巷尾，麻将“嘶杀”声都不绝于耳；下午稍闲的菜摊边，也多支起麻将桌。司机在歇晌的时候，车厢上的麻将桌打开就进入战斗。可见，麻将之流行，已“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了。
胡适写过一篇题为《麻将》的文章，文中极其痛心疾首地说：“女人们打麻将为家常，老人们以打麻将为下半生的‘大事业，’我们走遍全世界，可曾有那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的吗？”
胡适的话，我并不完全赞同，也并非只有他老人家爱国，人不可能只会学习、训练、工作，娱乐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就算不打麻将，还有更多层出不穷的游戏在等着哩。换句话说，也并非只有打麻将可以赌，只要是爱赌，即使没有麻将、没有游戏，无论什么东西都可以成赌博的工具。
任何东西，它本身并不具备好与坏，全在于人们怎么去利用它。利用它娱乐，它就是娱乐，利用它赌博，它就是赌博。正如家里菜刀，它是没有好坏之分的。老百姓用它切菜，有些犯罪份子用它做坏事。所以，我还是很赞同毛主席他老人家所说的，麻将存在辩证法和哲学。通过麻将娱乐，可以从打麻将上看人生，进而指导我们的工作、生活，这岂非一大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