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作家麦家五卷本《麦家文集》在杭州博库书城首发。首发式上，麦家表示，自从凭借小说《暗算》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后，他频频在大众媒体曝光，这对一个作家来说并不是好事，因为虚荣心足以毁掉才情，他决定重返书房安心创作。”“因为前不久获得茅盾文学奖，频频在大众媒体露面，麦家感到担忧，“我一直认为作家应该是生活的观察家，作品出版后就得抽身而退。但就我目前的状态来说是很不好的，频频出镜的结果是会助长我的虚荣心。我希望自己重回书房读书写作。”麦家透露，春节后将搬家到杭州，他要隐居创作新的长篇。”（01月15日 来源：京华时报）。
看了麦家的这个表示，笔者大为感慨，为麦家的这份清醒而欣慰，为麦家的这个打算而高兴。在当代作家中，象麦家这样清醒，这样有自知之明，有自制力的人还不是很多。当然这并不是作家独特的现象，也不是哪一个群体独有的产物，而是时代使然，是社会的意识。
现代的时代是一个欲望的时代，现代的人们是浮躁的人们。滚滚的红尘让人们很难镇静自若，无穷的欲望让人们不能自已。有些人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竟“日夕策马候权者之门，门者故不入，则甘言媚妇人状，袖金以私之。”一旦得以瞻仰权贵的容颜，就“大喜奔出，马上遇所交识，即扬鞭语曰：‘适自相公家来，相公厚我，厚我！’且虚言状。”以博获利的资本。如果得到权贵的赏识，那更是不知爹娘是何方神圣。
有些作家，一旦某部作品获奖，那就得意忘形，虚荣心膨胀，再也不愿意孤灯冷凳相伴了，再也不愿意笔杆、键盘为业了。而是天天奔走于豪门之家，出入于舆论之门。又是当评委，又是作嘉宾；又是接受报社记者专访，又是邀请电视记者拍摄；是理论研讨会参加，科学座谈会出席；经济问题要发表见解，民工问题也提出意见。总之，是群众所说的那样，油里面有他，盐里面也有他。但是，在文学创作中再也找不到他。等到他忙得一脸憔悴，熏得满身铜臭，却只获得了权贵们的几声空赞叹，赢得豪门的一点虚夸奖，而没有一点自己想要的官位、权力、金钱的时候，再想回头捡取笔杆博一博时，却发现自己除了会说“同志们”，会写“各位领导”之外，再也说不到其他的话，再也写不出其他的东西了。
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笔者所在地，有一个被人称作神童的少年作家，读高中时就连着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了几篇小说，有的被著名的评论家写文推荐，有的被收入到年度最佳作品集中，有的在省级获奖，人送绰号“小浩然”。这一下让那位神童作家飘飘然起来，从此，他再也坐不下来，学习不搞了，小说不写了，整天就是到这里作报告，到那里搞演讲。几年过去了，他再也没有写出一个文字，再也没有发表一篇作品。当他的同学纷纷从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时，他这才发现自己除了在小县城有点虚名之外，什么都没有。最后，只好背起行李到外地打工求生。
正如农民是用收成说话，工人是用产品说话一样，作家应该是用作品说话。只有那些写出了让人回味无穷，让人过目难忘的作品的作家才会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永恒印象。而要写出这样的作品，作家除了有过人的创作才情，有敏锐的观察力，有独特的感知力，有高度的表现力外，还必须有甘于寂寞、不怕孤独、不恋红尘，不羡权贵的精神。
可以说，古今中外那些被称为大师、称为文豪的作家都是用传世的作品垒起来的，都是用不朽的经典造出来的。他们都是自甘于寂寞，守得住冷清的人，在他们的的日子里只有不知疲倦的写作，在他们的生活中只有拼命的创作作品。至于那些频频的在媒体中出头露面，在公众场合夸夸其谈都是与他们绝缘的。
曹雪芹在写《红楼梦》时是住在北京西郊一个村子里，过着十分贫困的生活，到了“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地步。但是，曹雪芹也没有放下自己的写作，出入于公卿之家；扔下自己的笔杆，奔走于热闹场合。而是埋头于写作，潜心于创作。终于写出了世界文学史上不朽的巨著，成为中华民族文学的瑰宝。
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在他短短的二十余年的写作生涯中，共写出了九十一部不朽的传世之作。在这些作品中，他一共塑造了两千四百多个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在世界文学留下了宝贵的艺术珍品。巴尔扎克每天都是从半夜到第二天中午连续十二个小时坐在椅子上专心修改稿件和写作。然后，从中午到下午四点又阅读各种报刊杂志，几乎是与媒体隔绝。
而现代文豪鲁迅则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上了”，更谈不上整天在大众媒体上曝光，在欢乐场中露面。而与鲁迅同时代的作家们也很少象现代作家这样，靠在大众媒体曝光来获得注意力，靠出入公卿之门来获取青睐。
所以，在当下这种情况下，麦家的这个表示才越发显得可贵。前天刚巧看了麦家回故乡的一个新闻，新闻中说，麦家中学的老师说“麦家写小说，本身说是小说。”因为，中学时的麦家非常害怕写作文，作文常常不及格。从麦家的这个表示中，笔者找到了麦家成为作家，并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原因，那就是这份可贵的清醒和难得的自制。
应该说麦家的这份清醒和自制给当下的作家们以很深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