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节课或每一所学校都有其独特的微观结构，这一结构包括时间结构、空间结构和权力结构。时间结构包括课时的安排，课堂上分配给教师或学生的时间的比例、由谁来分配、通过什么方式分配等等。空间结构指校园空间的设计、课堂上课桌的摆放方式、黑板和讲台的大小及位置等等。时间结构与空间结构都体现或暗示了校园或课堂上的权力结构，并受着权力结构的制约。
课堂或学校的微观结构将决定信息的流向、流量和品质，换言之，将决定课堂上或学校内人际互动的方式，从而决定学生的学业成就和教师的专业发展所能达到的程度。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从传统的知识观里解放出来。知识是人类经验的总结，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强有力的工具，它帮助人们应对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种不确定性，使人类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秩序化，变得有意义且可以理解，从而成为真正的“人”的世界。
一切知识都是地方性的知识，都有其局限性，因为在某一时间或某一地点适用——即可以帮助人类应对和降低其所遇到的不确定性——的知识，未必能应用于其他的时间和地点，并取得同样良好的结果。我们每时每刻都处在与自我、与环境的互动之中。即将到来的每一时刻将会发生什么对我们都是不确定的，在此意义上，只要是处于清醒的状态下，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
然而，我们却很容易将知识凝固化和神圣化，将前人或我们自身经验的总结视为可以超越时空，足以帮助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之下应对其所遇到的特定的——甚至一切——不确定性。就算我们其实并不这样认为，但在传统的学校微观结构及我们目前的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确实到处都能见到这一狂妄理念的身影。这种狂妄的思想认为，在知识与学生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结构洞），因此，需要在它们之间搭建一座桥梁——这座桥梁便是作为“神圣知识”化身的教师，“神圣知识”将通过教师传递给学生。显然，在这种知识观的视域里，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不被认为是知识（一种被神圣化和神秘化了的僵死的知识）的生产者与再生产者，而仅仅只是知识的传递者和存储者。可是，事实上，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是知识的生产者与再生产者，而且每时每刻都生活在知识之中，也就是生活在不确定性或曰与不确定性的关系之中——这是人类的宿命。
马克思曰，“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然而，人的存在——即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在此意义上，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就是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对话与交流，简言之，即互动的过程。如果人类的某种活动或人类创造的某种制度扭曲、阻碍——甚至扼杀——了这一互动的过程，那么，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就会受到伤害，人类的生机、活力和创造力也会受到扼制和戕害。反之，如果某种措施能促进这一互动，那就正是我们要寻求和推进的。
德国大哲学家哈贝马斯在其《合法性危机》一书里说，“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制度所能容纳的学习能力”，也就是说，每一特定的制度所能容纳的学习能力是有限的，当生活于其中的成员的学习能力的总和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达到了一个平台期，要想再有很大的突破，则非得从制度自身上着手不可。因为如诺思所言，“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每一制度都有其特定的激励机制，或鼓励或压制某一特定形式或特定内容的人际互动，从而影响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一所学校或具体的某一节课——自然，一所学校所进行的微观结构调整改变不了大的制度环境，但学校可以通过自身内部的结构调整，即小环境的变革，使自身所能容纳的学习能力最大化。
我们先来看看我国高考制度主导下的大部分学校或课堂的微观结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高考其实是一场全国性的“神圣知识”的崇拜仪式。作为表演性的祭神仪式，所有演员（从作为祭司的中央政府与教育部到既作为仪式的表演者又作为牺牲的教师与学生）的行为都要受到事先写好的脚本的限制，而考试的内容则相当于祭神时集体念诵的祭文或咒语。扮演好各自的角色，熟悉台词、祭文和咒语是演好高考这一场大戏的关键——显然，我国的高考制度所检验的是对程式化角色的顺从程度以及对“神圣知识”的记忆能力。高考制度所暗含的激励机制决定了承担着高考仪式的彩排职能的学校的微观结构。
从对中国课堂的微观结构的分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学校是怎样顺应和应对高考的压力，以牺牲和戕害师生的生机、活力和创造力，阻碍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为代价，忠实地执行意识形态的生产与再生产的。从时间结构来看，课堂上的时间是由教师分配的，而且大部分时间被教师本人所占用，分配给学生的时间非常少。在分配给学生的不多的时间中，大部分是用于完成教师指定的任务，如回答问题等等。而且，这些时间在学生中的分配也是不均等的，长期的课堂观察告诉我们，那些愿意积极配合教师的课堂设计，成绩比较好的学生将得到绝大部分分配给学生的时间份额。从对时间结构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总体而言，我国的中小学课堂是一种“独白”式的课堂，而不是“对白”式的课堂，教师在课堂这个舞台上表演“独角戏”——遗憾的是，教师在大多数时候并不是在表演他或她自己，而是“被表演”，如同鬼神附体的肉身，他或她只不过是“神圣知识”或“神圣事物”的传声筒罢了——而学生则在下面被动地看、被动地听，因为这种课堂还要求教师的表演是高度清晰明白的，以便于学生在记忆或复制的时候不失真，不走样。从空间的设置来看，我国的课堂有一个明确且唯一的中心，那就是教师所占据的讲台，所有学生的目光将在这里聚集——这是一种制度性的要求。讲台位于教室的前部和正中央，且高出学生所占据的地面一尺左右。这高出的一尺代表了教师相对于学生的权威，作为“神圣知识”的化身或代言人，教师就像被供在神龛里的神，高高在上，匍匐于其下的学生只有仰视才能见到他或她的尊容。黑板或现代化的教学器材，如投影、电视都放在这个唯一的中心位置上。所有这一切，给学生和教师本人一种心理暗示，并将影响到师生的行为和他们之间的互动方式。从权力结构的角度来说，显然教师与学生在课堂上所拥有的权